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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的激进派政客，需要一个五年平俄的政绩；东印度公司董事选择利润分出一部分而不是破产；大顺需要的打开欧洲市场站住脚并且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

    三方稍微谈了谈，在某种底线上已经达成了一致。

    底线可以接受，卡尔却不能立刻给出确定的答复。

    他现在还不是国务大臣，即便他很有信心，自己的激进派能在今年的国会中执掌大权，可现在毕竟还没有。

    名不正，言不顺。

    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卡尔心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自己可以给东印度公司设置一个底线。

    如果，一切顺利，自己的激进派在今年掌控了国会，那么自己就可以承认卡姆比尔在中国的谈判。

    如果，出现了意外，那么卡姆比尔在中国谈判的条件，并没有法律效力，瑞典可以直接不承认。

    在政客看来，如果瑞典出尔反尔，大顺有反制措施，可以断绝贸易、加增瑞典的出口关税。

    但那不重要。

    相反，如果出现了意外，激进派在这次国会召开中失败，那么所有的责任都是现任的国务大臣阿维德担着。

    这无疑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手段。

    先斩后奏，造成既定事实，国会可以后期追认认可。

    如果换届成功，等卡姆比尔从中国回来，他这个激进派的新国务大臣，就可以作为一项自己的政绩宣传：看，是我达成了瑞、法、中的反俄同盟，是我守护住了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利益。

    既然卡姆比尔找到了这里，显然在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已经达成了某种共同意识。

    和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不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账本是不公开的，船到就直接销毁的。所以根本不需要面对汹汹的、数量众多的小股东。

    只要大股东们同意，小股东们是翻不起什么浪的——他们连利润到底是多少，都无权知道，只要确保自己的收益高于荷兰国债或者英国国债，就值得投。要不然，在瑞典，留着钱还有什么可增值的投资方向呢？总不能向国王学习，在瑞典养蚕吧？

    卡尔·吉伦特博格心中的这个大胆的想法，就像是春天发芽的荨麻，很快布满了心间，用那些剧毒的毛刺驱赶走了其余的杂草。

    至于那些造船业主，这是可以用钱搞定的。而这笔钱，可以作为谈判的条件，由大顺的商人出，以作为游说国会的资金，以便修改垄断权条例。

    斟酌片刻后，他认定馒头只是在传达某种意图，确实没有最终谈判的资格。

    于是请馒头先离开，只留下了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卡姆比尔，商谈这个私密问题。

    “考林爵士，你既然作为对华交涉的全权代表，国务大臣给你的底线是什么呢？”

    此时还不是国务大臣的卡尔询问了一下，这应该算是一个秘密，有些事是不能够公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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