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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大臣并没有给我具体的底线。他说只需要让我对国会负责、遵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条例。这样的谈判，必然是毫无意义的，也定然是会无功而返的。”

    “如果我遵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条例，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商船不能参股，只能在瑞典建造；中国商船的船主，必须接受瑞典的军职，在战时受控于瑞典海军……显然，这是顺帝国不能接受的。”

    “他们不能接受，就必然采取反制措施。加增对瑞典的出口关税、增加瑞典船只入港税、甚至封闭瑞典商馆。”

    “国务大臣的底线，模棱两可，一切责任都是我来承担。”

    卡姆比尔脑子很清醒，现任的国务大臣阿维德不想背锅，给的这些个底线，纯粹扯淡。

    既要不违背瑞典法令，又要保证东印度公司存活，这不是扯淡是什么？

    无论他在中国那边达成了什么条件，到头来都是错的。

    允许中国商人入股，那就违背了国会；不允许中国商人入股，那就造成了公司倒闭。

    国务大臣倒是不用担责任，可以诘责他，这种事实在是幼稚的政治。

    给他的头衔是对华交涉全权代表，可他能交涉什么？后面的绳子拴的这么紧，往左走是死、往右走也是死。

    故而卡姆比尔根本没有指望在现在的国会中纠结，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了国会改组，支持激进派上位，赶走阿维德，换一个和东印度公司走的更近的政客，也就是眼前这位卡尔·吉伦特博格。

    故意透露出的无奈，在等着卡尔表态。

    “不得不说，我们的阿维德大人的外交政策，是软弱且愚蠢的。国会里像他这样腐朽的人太多了。”

    “如果我是国务大臣，我会答应顺帝国的许多条件。有芜菁吃，也比饿着肚子强。”

    卡尔很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卡尔爵士，东印度公司也认为国会的一些外交政策，过于温和。至少，对东印度而言，海外的利益，没有中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盈利的。与其叫东印度公司，不如叫瑞典中国公司。这是现实。”

    “对于英国和荷兰，虽然我们欠荷兰人不少债务，但您知道，荷兰人做生意很讲信誉。当年荷兰和西班牙、法国打仗的时候，只要给钱，荷兰商人是可以把粮食和火药运到法国人的城堡里的。”

    “即便我们扩大业务，会引起英荷的不满，但……但事实上，您也知道，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从组建的第一天开始，英荷就是不满的。我们给英国的外交照会，英国根本没有拆封给送了回来；荷兰人也差不多。既然他们已经不满了，那么我们再扩大一下业务，也没有什么问题。”

    卡姆比尔站在商人的角度上，冷静的分析了一下此时东印度公司的处境。荷兰人的“讲信誉”在欧洲还是很立得住的，就算立不住，有了顺帝国商人的资本，完全可以连本带息地将荷兰的债券偿还。

    当然，最好不还。欠钱的是大爷，欠债越多，荷兰动手的顾虑就越大，要是还了本金，反而让荷兰人少了顾虑。

    而且东印度公司现在的问题，主要就是两点。

    资本少，船少，运的货少。

    在中国，被在那里根深蒂固的荷、英、法、西、葡打压，拿不到上等茶叶和瓷器。

    大顺商人如果可以入股，确实能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掉。不管是荷兰盾，还是西班牙银元，在广东、福建，存量都不比加的斯或者阿姆斯特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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