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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统制条》与《续降制书》，这两个其实就是皇帝颁布的制度与命令。

    官员与军队用制度与命令才合适，民间百姓用制度与命令管理就明显不对。

    所以在大定二十二年，完颜雍在这两者的基础上重新编写颁布了《大定重修制条》。

    《大定重修制条》的颁布让各级官员可以做到依制依令行事管理。

    但还是那句话,    《大定重修制条》依旧不是律义。

    虽然在管理上做到了合格，但在民事刑法案件上并没有给出准确的依据。

    全凭地方官主观判决。

    什么事情属于犯法，什么事情不属于犯法,    犯法之后怎样量刑怎样处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历史上原主登基后,    因为外无战争，承平日久，这类民事案件越发显的突兀。

    所以原身为解决这个问题便召集群臣以《唐律疏议》《宋刑统》为蓝本新修《明昌律义》的法典。

    《明昌律义》也是金国历史上第一个裁定以律为准，即“准律文修定”，的全面性法律法典。

    只不过此书耗时太久，直至泰和年间才编写成功，因此便改名叫《泰和律义》。

    《泰和律义》翻译过来就是说，皇帝说了什么事不能做，做了就属于犯法的事情了，这便称之为“令”或“义”。

    如果你犯了“令”，也就是犯法了，那便要惩罚，而惩罚便称之为“律”。

    这便是“律”“义”“令”的解释。

    从这也能看出，在古代根本就没有皇权与国法冲突的事情。

    皇帝的话就是宪法，一切以皇帝说的话为准则。

    皇帝说你犯法了，你没犯法也犯法了。

    皇帝说你没犯法，你犯法了也没犯法。

    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出现皇法与国法冲突的事情。

    皇法即国法,    皇帝都可以大赦天下了,    怎么可能会出现国法皇法这种分割情况。

    律义编成的书籍就是皇帝说的话，告诉别人什么事不能干,    如果干了我就怎么样处罚你。

    但是皇帝说的话又太多了别人记不下来怎么办。

    以前没有书籍的时候，便将这些东西刻在石头上，或者刻在青铜器上。

    后来有了竹简纸张，便将皇帝的话记录在这些书籍上面然后颁布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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