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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顺皇帝、朝廷眼里的南洋，是大顺稳定的泄压阀。

    只要南洋能保证每年容纳足够的下南洋人口，能容纳十万，这省下来的统治成本，可就比靠竭泽而渔的手段榨取的那点点油水强多了——去年苏北水灾，救灾银28万两、漕米70万石，蠲免十几个州县三年税收，调动五千军队防止出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考虑的是怎么赚钱。

    大顺朝廷考虑的，是怎么省钱。

    尤其是赈灾、维稳的钱，这是大顺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处。

    荷兰东印度公司，赚钱才是盈利。

    大顺朝廷，省钱就是赚大钱。

    种种差异下，在巴达维亚周边，在西爪哇，这个荷兰人原本统治、被大顺接盘的地方，出现了强烈的对比。

    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进的”、“自由的”、“商业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荷兰，在巴达维亚周边，搞最落后的、农奴制变种、快退到奴隶制的“强迫种植制”。

    所谓“落后的”、“集权的”、“小农的”、“封建王朝的”大顺，在巴达维亚周边和西爪哇，搞激进的、此时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自由买卖、土地私有、按亩纳税。

    当然，这在大顺的字典里，叫“均田”。

    因为按照大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或者说历史造就的惯性，大顺对征服地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是这样的：

    均田。

    编户齐民。

    里正负责收缴税。

    官府进行统治。

    没有豪绅、当地贵族来妨碍统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里正保甲——一个个小农，这样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内地，这也是理想化的统治方式。

    问题是内地士绅阶层盘根错节，没法动。

    按此时的一些说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绅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还要受这鸟气，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内地士绅的屎，谁当皇帝都得梗着脖子吃，不吃不行。

    这到了南洋，既没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关系，也没有开国功勋的土地占有，几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这边自是想都不用想，以万丹开刀，直接来了一场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这一看，认得这万丹的这些豪绅贵族是谁呀？

    找关系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学教育，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在内地只能喊喊口号，跑到这总算是有机会尝试了。

    大量新学出身的年轻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个个又识字，又不能参加科举。

    妥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滚蛋去南洋当小吏，给个活干。

    应该说，大顺朝廷眼里的西爪哇模式，在他们的视角看来，是一种儒学意义上的、变种的复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实学年轻人，是士，脱产。

    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华人，是国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过，不能井，而是均。

    税收上去给政府，政府再发下来给这些“士”做俸禄，保证他们脱产。

    国人是统治的基本盘，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编入军队，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从军，获得减免赋税的特权。

    士，取代原本当地人的贵族、教士、地主等，对“野人”进行管辖，主要是收税、处置纠纷、劝农教耕。

    诡异的是，这种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万丹地区的税收，足以保证多出来的这些“士”小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征税效率远高于内地。

    百姓也颇为拥戴。

    连做买卖的小商人也非常开心，因为土改后的万丹地区的货物销售量，远高于其余地方。

    朝廷也非常开心，因为不但保证了收支平衡，甚至还有许多盈余。

    当然肯定也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但不开心不高兴的，比如原本的当地贵族。

    只是，要么死了，要么被送去虾夷做苦工了。

    但这种模式也吓坏了国内那些叶公好龙的、喊着复古真儒，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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