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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其恶而纵之，此郑伯克段于鄢之故智。朕叫你多读史书，看来还是有些用的。”

    皇帝的语气已经渐渐有些轻松，至少比起之前那副听到“从长计议”就垮下脸的神态好了不少。

    刘钰倒是没觉得这算是什么郑伯克段于鄢的故智，他也根本没把澳门本身当回事。

    他说人嫌贫爱富，其实历来如此。只要大顺冲出了马六甲，澳门的事根本就不算事。

    从明末东学西渐开始，刘钰就说中原王朝的统治阶级就像是个草履虫。

    都是被动、回应；受刺激、被动反应的状态，很难说有什么主观能动性。

    包括禁教，也是如此。受到了冲击，然后自己做出一些反应。

    但反应的是否剧烈，取决于刺激者的能力，或者说另一个文明的强势程度。比如历朝历代，从来不会被西南诸土司刺激到，也不太可能被东南亚土邦刺激到，然后做出相应的反应。

    这是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意思，便是首先要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文明的、代表文明的，那么夷狄的那些自然都是疥癣之疾，迟早要被文明所融化。

    汉唐时候，距离太远，消息不畅。

    而至明末，应该算是天朝第一次发现，原来远方还有一个可堪文明的竞争者。只是由于距离遥远和文化自信，并没有去主动参与这场文明竞争，只是采取这种被动、应激的模式。

    从刘钰琢磨着下南洋开始，大顺算是迈出了主动参与文明竞争的第一步。当这一步迈出去后，其实澳门问题或者天主教问题，也就是东西方文明竞争的一个投影罢了。

    刘钰不担心事情本身，只是担心这件事可能导致的诸多后果，甚至导致大顺这边搞断绝交流。

    现在皇帝的语气轻松了一些，悬在刘钰心头的石头也算是落了地。

    只不过，更大的隐忧也就随之而起。

    这件事只是个意外。

    但却不是偶然，而是大顺向外走必然要遇到的情况。

    这种类似的情况，日后会越来越多的。

    今天这件事压下去，明天另一件事就去浮起来，皇帝内心的天平也就会不断左右摇摆，直到有一天彻底倾向另一边。

    刘钰清楚，留给大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启蒙运动已经在法国如火如荼，这些东西，比起天主教，会让皇帝更加紧张。

    大顺特殊的大一统的历史，以及被改造后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特质，使得让皇帝真正紧张的东西还未出现。

    就如同之前荷兰问题类似的扭曲的西方中心的神学史观，似乎就是荷兰模式和需要一个国家实体提供军队水手工人的寄生体系，从阿姆斯特丹转西移到伦敦、又从伦敦转西移到纽约；而科尔贝尔的国家工业主义统制经济从巴黎转移到莫斯科再转移到北京……

    此时在法国方兴未艾的启蒙运动，也可以扭曲地理解为，某种意义上脱胎于西欧封建制的权力制衡的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与已经隐约看到新时代之忧的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和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算是两条线。

    大顺特殊的历史和经济基础，如果是以平等主动的方式加深对欧洲的交流，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皇帝多半不会在意那套分权制衡的理论，觉得这根本不是威胁，若腐儒之复古尔。连丞相、开府、实权爵、分封邦国、私兵都没了，谈什么制衡、过渡？若忧韩昌黎堕入恶鬼道一般，实无稽之谈，杞人忧天。

    但要是哪天看到了卢梭的那一套，作为一个比较的专业的皇帝，必然会很敏感地发觉，这才是对大顺李家王朝和皇权威胁最大的东西，也是最可能在大顺煽动造反的一套东西。

    故而到时候，可能内心的天平，已经不是摇摆了，而是直接倾向于关门。

    是以，留给大顺的时间，或者说留给皇帝和刘钰同行而不歧路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要在这个必然导致皇帝必现在惊忧百倍的“威胁”传到这里之前，把很多该铺垫好的基础都铺垫完。

    这本就难。

    再加上类似于这一次教案事件的种种意外事件、类似于治淮担忧的天命不予的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危险，都让刘钰压力极大。

    一块石头落地，谁知道下一块石头又什么时候砸在心头呢？

    按下葫芦起来瓢。

    未来难知，刘钰也只能见招拆招，一件一件地把事情解决。

    看着皇帝此时心情略有轻松，刘钰又说了一些让皇帝更加安心的话。

    皇帝渐渐安心，便问道：“卿既言，从长计议。又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那依卿之见，那传教士白多禄，该当如何处置？”

    刘钰只道：“回陛下，国有国法，君有圣谕。禁教时候，如何定刑，早有定论。此人如何处置，问一刑吏足矣，何用问臣？”

    皇帝点点头，他本以为刘钰是要暂时放了白多禄，或者驱逐出境了事。可这么一说，只问一刑吏足矣，那意思也就很明确了。

    杀。

    既是让刘钰去出镇处置此事，又得了刘钰按律治罪的意思，皇帝也就没有再问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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