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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家都知道，元朝的异族统治，人分四等蒙人、回人、色目人、南人，此时汉人的地位骤降。

    外加科举制度时行时辍，原本地位高崇的读书人，沦落为“八丐九娟十儒”，尚且在乞丐妓女之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登”成为曾经的神话，取而代之的是生命卑微，生活没有保障。

    所以对于杨妃之死，在《长恨歌》只有一句语焉不详的“婉转娥媚马前死”，而元人将杨妃之死写得那么令人惨不忍睹，不正是他们亲身经历过战才得到的恐怖体验吗？

    《梧桐雨》第三折杨妃被赐死前，向明皇百般求情，希翼免死:“陛下，怎生救妾一救”，与《长生殿》的慨慷赴死，还嘱咐明皇不必再挂念她大所不同。

    后世这些作者没有经历过元人那种残酷的兵荒马乱的战争，也没那种朝不保夕，命若悬丝的切身感叹，因此也缺少了元人那种对生的留恋和对死的恐惧。

    也正是由于生命的没有保障，才更使得作品的人生悲剧意蕴更加凸显。

    以及后来明代人的偷窥心理。

    因为明代新兴人文思潮赋予作家较强的主体意识，一方面自尊自重，强调人与性的阐扬。

    另一方面的话，这股尊情重性又被畸形地发展到极致，像是尤其到了中晚明，有些文人更是视淫乱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动，凌蒙初曾总结其时国人心态。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不同于白居易、白朴借李扬情事寄意抒怀的诗家感兴，《惊鸿记》、扭曲了李、杨情事。

    甚至在处理二人关系时往往泼之以污水，甚至在描写中怀着阴暗心理极力夸饰其宫廷淫-=乱，将之视为安史之乱的直接根源。

    比如《惊鸿记》以梅妃江采萍为正旦，着力展示的是梅妃的被诬遭贬、红颜薄命，杨玉环则被描写成与梅妃争宠时不择手段的悍妇。

    显然，这些作品着眼的是对传统史家“女色祸国”论的阐发，但对主人公秽事的过度夸饰，不仅遗失了史家论人衡事时的公正理性，也大大贬损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格。

    最后是清人的末世悲情。

    这是经过明代狂士们对旧道德摧枯拉朽式的嘲弄、怀疑、破坏，导致旧法则崩溃，摧毁了文人们心中安定坚固的道德旨归之路，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大团圆的一团喜气已罩不住末世的舞台这一方小世界。

    同时，因为明清易代，遗民们痛定思痛，整个社会流行着浓厚的兴亡感，从晚明到清初百余年间形成的相当普遍的颓丧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

    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必然会对清前期的文化思潮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世变沧桑，人多怀感的文化思潮”、

    另一方面是“汉族士大夫中的一部分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不但对李贽那样的异端思想作了猛烈抨击，有不少人甚至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哲学也斥为有害无益”。

    而“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在大力提倡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

    但是，另一方面，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的以王阳明“良知”说和李赞“童心”说为代表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异端思想。

    虽“不可能重现辉煌”，“不过由于它在晚明己有了较深广的基础，不会立即一撅不振;在清初的五六十年间它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上述文化思潮在清初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就传奇来说，“在统治者政措施的严酷打击下，清前期的传奇作家既无法掩藏内心中的怨愤。

    又深深慑于统治者的淫威，他们往往‘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李玉《一笠庵北词广正谱》卷首)，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历史剧创作热潮”。

    同时，从汤显祖《牡丹亭》开始的“情与理的强烈对立和尖锐冲突，在文人传奇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示和长期的持续，反而在明末清初就很快消融在情理合一的传统之中”。

    而这种合一，“是倡人欲而达天理—肯定人欲既不违背天理，又以天理的实现为阪依”。

    包括洪昇的《长生殿》创作时也难免混合了这种情绪和思想。

    他在《长生殿》中准确把握住了这股时代悲情，作品越超李、杨个体的悲剧性故事与一家一姓的兴亡之感，超越了善恶之报的道德说教，抒发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整体性兴亡的消极感伤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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