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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应为囚)捕二篇。

    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

    这些都是“罪名之制也”。

    《法经》基本上是一部以刑法为主体的、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等级制度的法典，它集春秋战国法律之大成，影响极为深远。

    例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律》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秦律》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律六篇，与《法经》直接相承，但有了一定的发展。

    像是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秦国法规的资料，具有法律效力的除律以外，还有令、法律答问、例、式等作为补充。

    律有田、厩、仓、金币、工、徭等达30余种。令。

    是王批准发布的命令，具有相同于法律的效力。

    法律答问，是官方以问答的形式对刑律的解释，这种解释也可以作为量刑的依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例，是官府办案判决的成例，可以作为断案的依据。

    式，是法律文书程式和断案的要求。

    这种律、令、答问、例、式等构成的法规，条文繁细，规定具体，既从多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和司法制度的复杂情况，又反映出中国古代立法的早期过程和发展迹轨，其中有不少条文为后世所因循。

    这里还包括刑罚种类和司法行政。

    毕竟春秋战国时期的刑罚是很残酷的，见于典籍的刑罚虽然可以按死刑、肉刑、财产刑、自由刑、流刑来进行分类，但其刑罚手段是多样化的，每种刑罚还区分出轻重不同的等级。

    诸如死刑，就有赐死、杀、斩、腰斩、绞、戮、囊扑、枭首、弃市、剖腹、蒺藜、凿颠、抽肋、车裂、镬烹、弃灰、阬、肢解、磔、醢脯、夷族、灭宗等数十种处决方式。

    肉刑则有鞭、笞、抶、黥、劓、髡、斩左右趾、刖、挖目、截耳、宫等不同刑罚手段。

    财产刑也有偿、赎、罚、没等区别。

    自由刑除剥夺自由外，还要做徒役，分为耐(隶臣妾)、城旦(施过黥、劓刑的工徒)、舂(施过刑的女徒舂米)、鬼薪(施过刑的男徒)、白粲(白米，施过刑的女徒)、司寇(强制劳作)等。

    流刑分为迁(全家迁徙)、放两种，还有远、近、边、荒的区别。

    在处罚的时候，按照罪犯的罪行轻重，参考其身份等级，实行轻重不同的处罚，在法律面前实行公开的不平等原则，所以对刑徒、奴隶臣妾的处罚最重，对官吏和有爵位的人则从轻，官爵高的人和贵戚可享有减刑和赎罪的待遇。

    在司法行政方面，楚国设有司败和廷理，秦国设廷尉，其他各国多设司寇，这些都是中央主管司法事务的主要官员和机构。

    郡县制确立以后，郡县的主要长官兼理司法事务，并且分别设有主管司法事务的属员或掾吏，如韩国的县司寇、秦国的治狱令史等，已经初步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行政体系。

    各国从中央到郡县都没有许多监狱，在峻法之下，监狱经常是“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

    在“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的酷刑之下，“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

    各级司法官员只有审案拟罪的权力，定罪则要视犯罪轻重和犯人的身份等级，逐级上报主要长官以至君主裁定，才能终判执行。

    在这方面，也有一套较为系统的上计制度。

    其次是职官管理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继从世卿世禄制过渡到官僚制，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人身依附和雇佣关系的基础上的，君主运用礼法、刑德、赏罚、爵禄和诛杀来控制群臣，群臣在名分上虽然还是按等级划分，还是拥有不同特权的大小贵族，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以贵族身份来行使权力，而是以君主臣仆的资格来进行治理，因此，必须对职官管理制度进行某些变革。

    所以有了官吏选拔制度

    世卿制逐渐衰微，官僚制兴起，使官吏选拔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这两种制度的交替衔接是经过相当长的演变过程的。

    世卿选官制度在很长时期内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保存下来，只是处在逐步彼削弱被取代的过程中。

    例如，在战国后期，鲁仲连劝燕将投降齐国时说:“裂地定封，富比陶(穰侯)、卫(商君)，世世称孤寡，与齐永存”。

    可见，在当时世袭制度依然存在，虽然已经有许多人被剥夺了世袭特权，但这种特权毕竟还是当时官僚追求的目标，世袭者在某种程度上还享有优先被选拔的待遇，但已经不是出任公职的唯一资格了。在

    保留这些旧制的同时，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选拔官吏的方法，比较主要的有荐举、学校、游说自荐、招贤、军功、任子、吏胥等不同的选官途径。

    荐举之法有其初步兴起以至被普遍采用的过程。

    齐桓公时鲍叔牙推荐管仲，秦穆公时公孙枝推荐百里奚，还是作为一种个别的特殊情况，虽然当时已经有人提出“君之所审者三，一日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作为国家治理的“三本”，以德、功、能作为推荐的标准，但这也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初步探索，战国中期以后，鉴于被荐举任官的人多能称职，这种荐举才渐成为制度，规定朝中大臣和郡县主要长官应定期向君主推荐人才，量能以授官，并实行荐举连坐。

    学校在西周时就已经成为一种选拔人才的途径，许多没有继承权的“士”，通过官学取得任官资格。

    春秋战国时期则在官学的基础上发展起许多私学，私学子弟凭才能也可以入仕，孔子弟子3000，许多人到各国为官，有的还受到重用。

    但毕竟私学不能直接入仕，弟子们还是主要凭自己的才能游说自荐。

    孔门大弟子子贡，曾游说各国，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学到的知识，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政治影响，“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亦得到重用。

    这种上书游说的自荐，成为非宗法性的士显名建业、实现抱负的可行捷径，以至在战国时游说纵横之士遍布天下，其中被擢为大臣、声名卓著的有荀况、商鞅、张仪、苏秦、李斯等人。

    这些士的能量很大，“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引起许多国君的重视，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筑黄金台，“士争凑燕”。使“燕国殷富”。

    各国“设官职，陈爵禄，而土自至”。

    士是以自己的才能和取得的业绩博取到重用的，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以功授官。

    因为“功”比较容易看到，以此为标准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因此“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功在军事上最好表现，各国多以军功提拔人才为将领。

    至秦商秧变法后，更明确规定了军功入仕制度。

    在官僚制度中还有世官的遗存，主要体现在荫及子孙方面。

    在云梦秦简中有“葆子”这一名词，奏简整理小组认为与汉代的“任子”一样，虽然目前尚有争议，但从秦简中所见爵位世袭和《史记》所载“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王翦之子责、孙离也因家世为官的情况来看，这种荫子制度应是比较普遍的。

    至于等级和俸禄的话。

    世卿世禄等级制度在春秋时期仍然存在，“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根据等级裂土分封，按级别高低分别享有不同政治特权和物质待遇，并且世袭罔替。

    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当时也开始形成新的官僚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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