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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太平兴国元年，分东、西路。

    然据《舆地纪胜-隆兴府》所言，“开宝九年，命知昇州杨克逊兼江南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事。时兼东、西两路，故治不在豫章。是年，又命知洪州王明兼江南西路转运使，故漕台未有治所。雍熙中，杨缄为江西漕，始治焉”。

    则此前东、西两路并未截然分开，西路应受东路节制。

    江南东、西路，雍熙四年并为1路。

    43雍熙以后文献惟见“江南转运使”，不见江南东、西路，可为印证。

    荆湖:太平兴国初，亦分为南、北两路。

    《长编》三年五月丙戍条言，“诏免荆湖南路转运使崔宪，仍削三任，副使许奇除籍为民，夺先所赐钱五十万”。

    又《宋史-李惟清传》言，惟清，“太平兴国三年，迁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五年，改左赞善大夫，充转运副使，升正使，就改监察御史，兼总南路”。

    可证。李惟清兼总南路之时，为七年九月至九年六月。44则兴国末荆湖仍分两路。

    此即《长编》至道三年所谓“荆湖两路，或通置一使”。

    西川:开宝六年，分峡路。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为使两路“盐筴流通”，遂“命西川转运使申文纬遥兼峡路，峡路转运副使韩可玭兼西川路”。

    二年二月，又“分西川为东、

    46西两路，各置转运使、副使”。七年八月，“废东川转运使并属西川”。

    因此，在这期间，川蜀地区应分为西川、东川、峡路3个政区。此后，又复为西川、峡路。

    至于广南，太平兴国时则仍开宝旧制未变。

    加上太平兴国三年以后依次收复漳泉、吴越、北汉所立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河东路，这样，太平兴国年间，宋应有京东、京西、河北、河北南、陕西、淮南、江南东、江南西、荆湖北、荆湖南、西川、峡路、广南、两浙、两浙西南、河东等16路。

    这一时期，路制调整无论是通过互兼、兼总，还是合并的形式，其总的趋势是趋向于合并成地域较大的政区。

    这是由于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地区财政密不可分所致。

    经过这一时期的调整，宋代路制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其后，两浙西南路，“雍熙二年，改福建路”。同年，荆湖并为1路。河北，“雍熙四年，分东、西路。端拱二年(989年)，并一路”。

    广南，端拱元年，分为东、西两路。至道二年(996年)，置“广南东、西路都转运使”，而广东漕兼总两路。

    同年闰七月罢。这样，至至道三年，宋分天下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路、广南东、广南西，则十五路之制，终于形成。

    不过此制的实际贯彻要晚1年多，因为直至咸平二年(999年)三月戊辰，荆湖南、北路方始置两使。

    新制的推行是有反复的。淳化四、五年(993年-994年)间，为了提高三司的效率、杜绝舞弊现象，置三司总计使及左右计使等，依唐制分天下郡县为10道，即河南、河东、河北、关西、剑南、淮南、江南东西、两浙、广南，在京东者属左计，在京西者属右计，但仅推行1年就“以非便罢”。

    不过，此时的10道已与唐代的十道迥然不同，而更近似于至道十五路之制。

    它比后者少京东、京西、荆湖南北、福建5路，这样，河南道可能统辖京东、西两路，而江南两道除江南东西路外尚统辖荆湖路之大部，福建路则属两浙道。

    10道所辖过大，于事不便，故推行不久即废罢。但从文献来看，淳化末，并未见关西道、剑南道、河南道及其转运使之记载，因此颇有可疑之处。

    至于《太平寰宇记》所列13道，我以为它只不过是1个地理区划，并未行用。

    试想从中唐以来所施行的即是方镇体制下的道州县制，宋初绝无可能割断历史，断然行用唐朝前期的旧制。

    宋代路制所管辖的是宋朝实际所控制的疆域，但宋初统治者绝不会就此表明他对沦陷于辽、夏诸国的汉唐故疆统治权的放弃。

    宋初统治者是如此，五代统治者也是如此，因此，五代后唐长兴三年重新调整十道顺序，乐史太平兴国年间撰写《太平寰宇记》以13道为纲，主要表明本朝是代唐而兴的正统王朝和收复汉唐故疆这样1个理念。

    当然乐史在编撰《太平寰宇记》时，也需要依据1个长期稳定行用的行政区划来编次舆图，而此时恰恰又是路制调整最为频繁的时期，新制既不可用，故不得不借用旧制，在后唐确定的十道的基础上，分剑南、江南、山南为东、西两道，以13道为纲，编次《太平寰宇记》。

    不过到了真宗以，后北宋转运司路就有所演变了。

    因为太宗末年至真宗初年，川峡地区连续发生了王小波、李顺及王均为首的两次旷日持久、声势浩大的起义和兵变，为了有效地发挥国家机器的职能，咸平四年三月，距王均之乱被镇压仅5个月，宋王朝即吸取教训，以“西蜀辽隔，事有缓急，难以应援”为由，遂“分川峡转运使为益、利、梓、夔四路”。

    四月，“又虑漕挽者各司其局，失均济之义，庚申，命知益州、右谏议大夫宋太初兼川峡四路都转运使”。

    同样，江南路亦因辖境辽阔、不便转运使按巡，于天禧四年(1020年)四月，分为东、西两路。

    全国因此就分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东、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广南东、广南西等十八路，这是有宋一代行之最久的行政区划。

    景德(1004年-1007年)时，开封府所属17县命朝臣提点，谓之“开封府界”。

    皇祐时(1049年-1053年)，贾昌朝以“汉唐都雍，置辅郡，内翼京师。

    国朝都汴，而近京诸郡皆属它道，制度不称王畿”。

    因此，他建议“析京东之曹州、京西之陈、许、郑、滑州并开封府，总四十二县为京畿”。

    五年十二月壬戌，遂诏以5州为辅郡，隶畿内，置京畿转运使。

    但至和二年(1055年)十月己丑，为防范宦官攫取兵权，诏罢京畿，恢复府界。

    “其陈、许、仁宗时，京畿路的存在，尚不足两年。”

    “嘉祐四年(1059郑、曹、滑各隶本路，为辅郡如故”。

    此后，益州复升为成都府。而益州路也因之同时改名成都府路。至此，仍为天禧十八路之制。

    神宗厉行新法，此时路制亦变动频仍。

    熙宁五年(1072年)，“淮南分东、西路”，“分陕西为永兴、秦凤路”，京西分南、北两路。六年，“分河北为东、西路”。

    七年四月，又分京东、两浙为东、西路。

    九月，两浙复合为一。九年五月，两浙复分，十年五月复合。是为二十三路之制。

    元丰元年(1078年)，稍作变通，诏“河北东西、永兴、秦凤、京东东西、京西南北、淮南东西路转运司，通管两路，以河北、陕府、京东、京西、淮南路为名。

    两路“钱谷并听移用”。此举既有利监司的按部，又可均调相关两路的财用，故宋人仍目元丰以后为十八路之制。

    如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时五路提刑司尚未合并。但司马光在《三省咨目》中，仍以“十八路监司”为言。

    并且，六年十二月朔，范祖禹亦言，“祖宗肇造区夏，剗削藩镇，分天下为十八路”。

    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复置京畿路。

    其后所隶变动不常，然京畿路一直延续至南宋初年。

    大观元年(1107年)，割广南西路之融、柳、宜州及若干新拓羁縻州，建黔南路，以融州为帅府。但三年即并入广西。

    重和元年(1118年)，梓州升为潼川府。梓州路因之改称为潼州府路。

    宣和四、五年(1122年-1123年)间，相继收复燕云之地，建燕山府、云中府两路，是为《宋志》所言26路。然不旋踵，两路尽失。

    此后到了南宋时期，转运司路再度有所演变。

    因为众所周知，高宗苍黄南渡，金人铁骑所至，江淮湖浙尽为兵燹之地。

    于是，建炎四年(1130年)，“置京畿、淮南、湖北、京东、西路镇抚使”。

    “除茶盐之利，国计所系，合归朝廷置官提举外，它监司并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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