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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蒙古葛尔丹部，康熙采取坚决打击的策略，亲征葛尔丹，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叛乱，有效的维护了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安定了祖国西北部疆域。

    为有效管理西藏，康熙首先承继顺治帝册封达赖政策，面对占据西藏北部的准噶尔汗国军队，康熙于    1718年至    1720    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派兵入藏，击败准噶尔汗国军队。

    此后，清朝又分兵驻藏，并任命官吏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相关事务，稳定了西藏局势，使其处于中央有效控制之下。

    康熙一朝，使清政权统治进入全盛时期，这为雍正帝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雍正帝开始将治理国家的注意力投入到土司盘踞的祖国西南方。

    土司积弊由来已久，到雍正时期，土司制度已带有浓厚的地方割据性质，大的土司领地比贵族公侯属地都要多几倍，各个土司在其势力范围俨然一个个的独立王国，土司经常对中央的号令视若罔闻，中央对土司辖地失去控制权，正常的国家职能得不到发挥，极大的削弱国家的统一性。

    雍正帝认识到处理土司问题，不能再像以前朝代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指标不至本，大规模、有序性处理土司问题已迫在眉睫，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南的绝对控制权。

    还有就是经济原因，因为土司制度代表的封建领主经济，农奴完全依附与土司，被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而土司辖区内的一切资源均属于土司所有并且世代承袭，土司管辖区域是封建农奴社会形式，这一经济制度逐渐走向其衰落期，它严重阻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被社会主流的地主经济所不容。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主要体现在以货币地租为主，这需要能够自由买卖的土地和具有人身自由的佃农，所以代表封建地主利益的清政权需要推行改土归流，来瓦解落后的领主经济制度，建立新的地主经济制度。

    广西商品经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一定规模，这也冲击着封建领主经济。

    在很多州县都出现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圩市，例如平乐、梧州、贵县、大新县的圩市比较有名，这些圩市在当地区域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且成为当地的货物集散中心，但是土司制度的存在，阻碍了区域间的经济交往，影响了商品货物的有序流通，使当地经济停滞不前。

    以及社会原因，土司与土民的矛盾日益尖锐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构成了是实施改土归流的重要社会原因。

    土司肆虐子民，对所属百姓进行超经济强制和沉重的剥削，土司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可以“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在广西，土司对土民的态度往往是“视土民若奴隶，遇事恣意诛求”，。

    更有甚者捉人“割做太监”。雍正帝曾言：“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夺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

    土司之间为争夺地盘而仇杀纷争时有发生，据记载，广西恩成土司岑钦在抢夺田州土地时，残忍杀害土民    50    余家，后岑钦联合泗城土司岑应攻占田州，杀戮百姓    26300    余人，泗城与上林土司的仇杀长达数十年，使土司地区人民流离失所，损害了当地土民的财产安全，威胁着土民的人身安全。

    面对土司肆意妄为，草菅人命，当地土民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也与当地土司进行激烈的反抗斗争，顺治五年，陀陵县人周仲率千余人起义，使当地土司仓皇逃亡他境，康熙六十一年，罗文刚率众起义，杀富济贫，致使“官吏莫敢拘捕”；到雍正初年，上林县樊匡科、樊李王举旗起义，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土司制度，这些反抗斗争也使统治者认识到土官制度若不废除，西南地区无法进行有效管理，土民难有安宁之日。

    最后是文化原因，要知道实施改土归流能够到达“以汉化夷”的目的，这样便于更好的控制祖国西南方各民族，维护祖国统一，雍正帝曾强调对待西南民族须“化其顽梗，期其善良”。

    清代人口流动性较大，流入广西的人口主要为一是平民，二是流放发配人员。

    据记载，广西多矿场，很多广东人“承开报采，纷然接踵”；仅南丹一处，在雍正年间就有十万余人在此开采。

    广西历来作为安置犯人的重要地区，其各府储备粮食时多设有“军流遣犯口粮”，庆远府为    1007    石，桂林约    700    石。

    大量外来移民涌入广西，使当地人口分布情况发生变化，在一些地方汉族人口成为主体，这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当地居民的思想意识，使逐渐形成忠于君主的观念。

    这种君尊臣卑的观念，是边疆少数民族对汉封建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感使土司制度逐渐失去思想基础，推动改土归流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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