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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国家的兴盛取决于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雍正即位之后，急需一只高素质的官吏队伍，反复强调“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

    他把用人作为行政的要务，在对人才的选择和使用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认为官吏首先要有才能，“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吏，亦准列于荐牍之内”。

    也就是根据才能来安排官职，鼓励官者举荐人才，保证才尽其能。

    其次要廉洁，俗话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雍正同样认为：“操守清廉乃居官之本。故凡居官者，必当端其操守以为根本，乃可勉为良吏”。

    他也时常提醒大吏要为政清廉，“至督抚身为大吏，尤宜廉洁率属，倘有抚同苛刻致扰民生者，一经查出决不姑贷”。

    此外，雍正更是十分看重官吏的开拓精神，要求官吏要统揽全局，目光远大，他评价巡抚一职时曾说：“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须全才，万不有所贻误，若无包罗通省之襟怀，统驭群僚之器量，即为不称厥职”。

    也正是由于雍正的人才观，为改革储备了一批能吏，为推行改革打下坚实的人力基础。

    作为改土归流的实施者鄂尔泰，正是被雍正的慧眼所选中，才成就了改土归流这一历史性改革。

    鄂尔泰，西林觉罗氏，是满洲镶蓝旗人，自幼攻读四书五经，能文善武，十六岁时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二十岁中举，进入仕途。

    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畅，三十七岁时，才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其才能一直未被康熙帝所发现，四十二岁时作诗感叹到：“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觉得自己的仕途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鄂尔泰绝非等闲之辈，他刚正不阿，原则性强。

    当康熙晚年各派系争夺皇储时，时为雍亲王的胤祯欲拉拢鄂尔泰，但是鄂尔泰以：“皇子宣毓德春花，不可交结外臣”拒绝了。

    这个事情给雍正留下深刻印象，在其登基后并不记恨此事，反而认为鄂尔泰是明辨大是大非之人，可以委以重任。

    雍正元年（1723）正月，鄂尔泰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同年五月，被越级提拔为江苏布政使司，成为地方大员。

    雍正对西南事宜尤为重视，雍正三年九月又晋升鄂尔泰为广西巡抚，后改封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雍正四年正式授予云贵总督，节制广西，委以改土归流重任，对于鄂尔泰，康熙帝曾言：“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赐朕也。”

    正是对于鄂尔泰的正确使用，才保证了改土归流的顺利实施，鄂尔泰也成为雍正帝三大心腹之一。

    至于改土归流的原因的话，有很多，首先是政治原因。

    怎么说呢，从1644    年清军入关到雍正帝执掌政权，在这以将近    80    年的时间，清政权也从襁褓中的婴儿渐渐成长为青壮年。

    清朝初年，满族刚刚立足中原，各地反清势力风起云涌，清政权的执政重心放到了平剿起义军和防止南明政权死灰复燃上，无暇顾及土司事宜。

    康熙帝在位61    年的励精图治，进一步加强皇权，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了以南书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言：“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他一方面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加强皇权，剥夺了各旗王公具有干预旗务的权力，废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力，树立皇权权威。

    此后康熙高瞻远瞩，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平定三番，极大巩固了清政权的执政地位，同时起到了树立康熙帝的威严，笼络了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

    于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康熙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打败郑氏家族，一举收复了台湾，设立了台湾府，加强了对台湾的管辖权。

    同时面对沙俄对我国北部边陲的不断侵扰，康熙对黑龙江地区的俄国据点雅克萨采取了有力的军事行动，雅克萨之战的胜利捍卫了东北边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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