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页

    按照皇祐三年恢复实行的贴射法规定，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向官府贴纳净利。

    大概这种净物利也是可以延期付款的，所以才会出现李王士宗逾期拖欠的问题。

    假定李士宗购买的是罗源场中等茶，每斤须向官府贴纳31    文，则他所欠的14万贯贴纳钱就等于是购买了4516129斤茶。

    也就是使官藁府损失了4516129斤茶的净利钱。

    前面我们曾谈到决定官、商指双方所获茶利多寡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交引价格的变化。

    当然，上文罗列的官、商争利手段都未涉及引价问题，如果说这只是对官、商争利关系做了静态、横向考察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可以再联系引价变化对此进行动态、纵向的剖析。

    比如在官府和商人争夺茶利的斗争过程中，随着引价的降低，商人攫占的茶利份额日益增大。

    本来，“国朝茶利课额，自收复江浙之后，总山场榷货务，逐岁共得钱四百余万贯。太平兴国之初，并是实践。”

    这是因为商人买引之价与官府售茶之价基本等值的缘故。

    像是前文所说，自太宗雍熙年间北伐失败之后，宋朝为防御辽国、对付西夏，在北部和西北沿边地区常年屯驻数十万重兵，粮草军需，供馈浩繁，宋政府便利用商人对茶利的追求，以付引换茶为报影酬，诱使他们向边境地区输送粮草。

    为鼓枇励商人更多地入中，政府采取了优惠政策，对入中粮草“优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

    这种用交引支付的比市价高得多的入中粮草价格，称作“虚估”或“加抬”、“加饶”。

    由于:“加抬为入中，价无定，皆转运使视当时缓禀急而裁处之。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之为二千。”

    “切于所须殆，故不吝南货。初，商人以盐为急，皆竞踊趋焉，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当得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辄加给百千。又有官耗铕，随所饶益。”

    使给引之数严重背离了粮烟草实值。

    还有“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嗣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入中者出卖交亿引，起初，百千才得二十千，谓之实钱插”

    后来“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拊所直十万～止售钱三千”。

    “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

    交引可以滥发，茶叶产量却有限，交引的发行量严重超过了官茶的兑现能力。

    “券之滞积，虽锣二三年茶不足以偿”

    这又反过来使得“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值者”或，“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

    以上三个原因的交互作用，必然造成了交引价格节节暴跌。

    比如从太平兴国之初的100%，骤然跌到太宗后琅期至真宗初年的20%，皇祐三年又跌到酮了2—3%。

    前已述及，引价指数的大小与官府获利的多少成正比，而与商人获利的多少成反比。

    交引价格的这种持续暴跌到底对谁有利，毋须多加分析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天下茶利并非取之不竭，厚之于此，必薄之于彼。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该邀时期宋政府茶利收入的变化情况，将会更加一目了然:

    此表可见，在北宋前期东南榷茶的近百年间，国家所获茶利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基本是与交引价格盘跌同步辟的。

    在景德元年引价指数降到15—16%时，担任三司使的丁谓就发出了人称“砻至论”的慨叹:“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

    在天禧恪五年引价指数为5%时，这一年官府在淮荀南十三山场“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

    尤其是当天圣元年前，镇戎军的引价指数跌至%的最低点时，“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蹋反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官府简直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2、商人对茶利的过分攘夺，导致了官、商斗争的陡激烈化，使茶法变革反复无常。

    自从东南银榷茶与边地入中绾连在一起，北宋政府就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虚估高，入中少，引价跌。

    为获得较多的入中粮草，必须高予虚估，虚估越高，与实值差得越远，引价越贱，不知茶利的“土人”入中者出卖交引获利越寡，势必挫伤其积极性，使入中减少，而入中减少势必又影响军需，官府只得更进一步高抬虚估。

    这个怪圈恶性循环，螺旋上升，虚估愈高，引价愈跌，其后果就是使官府为换取入中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

    为了遏止茶利越来越多地流入商人腰包，北宋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明令限定虚估率，像是根据距离远近、交通难易等，统一制定各地虚估比率。

    开始时略见成效，如景德二三年，年均获利354万贯，比景德元年骤增了70个百分点，但因交引发行量仍大大超过了官茶拥有量，所以依然没有遏制引价贬值。

    还有就是出资回笼交引，如天禧五年“陕西交引益贱，京师才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于是出内藏钱五十万贯，令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城市而毁之。”

    从这可以看出，除皇祐三年官收价高于市价之外，大中祥符七年和天禧五年均与市价持平，这对售引者又具多大吸引力呢？

    再加上政府出资有限，要挽救引价更是杯水车薪惧。

    用“见钱法”和贴射法取代交撕引法。

    如果说限制虚估和回笼交引依旧是在怪圈中打转的话，那么打破怪圈的根本出路便是斩断东南榷茶与边地入中的联系。

    为此，在天圣元平年由三司使李谘等人主持在河北、陕西等地区部分实行了用现钱而不再用交引来偿付入中的所谓“见钱孤法”了。

    并把淳化三年曾短期实行过的贴射法再度行于淮南十三山场，其出发点就是尘“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

    尽管为了照顾商人的利益给予了大量“饶润”，例如商人从园户处买茶140—160斤，只须向官府贴纳100斤的净利钱。

    但由于商人丧失了从交引贬值中获掐得的厚利，“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怨谤蜂起”。

    结果这次的见钱、贴射法只实行三年就宣告破产，李谘叮等人被贬官，参与变法的一批三司属吏甚至被流放到沙门岛。

    交引法复辟怪圈再现，入中虚估之弊又起，仅“河好北沿边十六州军，自天圣九年至景祐二终，五年便入粮草计虚费钱五百六十八万余贯”。

    景祐三年，朝廷不得不再把李樟谘请出来实行见钱、贴射法。

    李谘心有余悸深“恐豪商欲仍旧法，结托权贵，以钩动朝廷”请求宋仁宗下诏表示支持。

    并对商人做出了大大让步:“听商殄人输钱五分，余为臵籍召保，期年半悉偿档，失期者倍其数。”

    商人贩茶只须先纳一半净利，自然成倍地节省了流动资金，应该是相当优惠了，同时见钱、贴射法又使国家收到了“县官滥费自此少矣诜”的益处。

    但在“天下商旅无不嗟怨”的咒骂声中，庆历二年，见钱、贴射法再被推翻，无奈之下，又只得将交引法重新恢复了。

    ……

    ……

    ……


    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