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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元符二年（1099    年），前知保州、西上阁门副使张赴罚铜十斤，展三年磨勘，以不觉察妇人阿刘等出入北界故也。

    同时在仁宗时期，朝廷还特意发布了禁边令，禁止士人游边。

    如庆历元年（1041年），上封者言。

    “近有停闲、丁忧、不及第人多游边。停闲者不思己过，致犯律法。”

    “丁忧者不执亲丧，唯务经营谒託。不及第者不言文理讹谬，无由进取。”

    “凡得聚集，例生怨谤。况国家未宗，宜杜绝此辈，望降指挥三路都转运司辖下州县常切觉察，无令聚集，非土居者，悉禁游边。”

    因为庆历初年，正逢北宋与西夏用兵之际，在这种敏感时期，如果放任“停闲、丁忧、不及第人”这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可能详悉朝中和境内虚实利害之人游历边郡，聚首诽谤，万一为敌方所招诱，导致国政机要情报的泄漏，将对边境安全产生极大的隐患。

    故此，赵祯才发布禁边令，禁止士人游边。

    而且为了防止间谍潜入本国，宋朝很重视对北来人员的限制。

    像是天圣六年（1028年），诏河北缘边安抚司，契丹归明人尝授伪官者勿留。

    以及嘉祐五年（1060年），诏河北两地供输人辄过黄河南者，以违制论。

    初，边臣言，两地供输人，旧条私出本州界并坐徒，后仍更从杖，恐渐入近南州军刺事，难以辩奸诈，故复著此条。

    辽国间谍常以宗教身份潜入宋朝刺探情报，故宋朝政府专门下令限制沿边寺院对云游僧人的收留。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令河北缘边寺院，不得留契丹界人为行者。

    至和元年（1054    年），诏代州五台山诸寺收童行者，非有人保任，毋得系籍。

    时雄州言契丹遣蔚、应、武、朔等州人来五台山出家，以刺探边事，故条约之。

    在在景祐三年（1036），朝廷还特意“置代州五台山勾当寺务司及真容院兼兴善镇烟火巡检事，京朝官、使臣各一员”。

    这实际上就是宋朝政府专门针对僧侣间谍而设置的反间机构。

    除了这些防范措施外，宋朝还对边防军机图书发行与流通加以限制。

    因为书籍是信息的主要载体，其所载信息包罗万象，难免不会涉及到有关国家机密的政治、经济、军事信息，而这一方面正是敌对国想方设法所要得到的重要情报。

    因此，涉及到边机的图书除了作为商品流入外邦外，周边国家也都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此类图书。

    如夏人为了买书，多次以策马数十匹作为酬值。

    辽使也利用出使机会在东京与宋朝商人“私相贸易”。

    使宋朝涉及边机军事的图书大量流入境外。

    故如何完善边防图书与情报的控制制度，防止机密外泄，成为宋朝反间谍工作的重要内容。

    边防政治、军事情报的外泄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边防的稳定、国家的安全，对此，两宋政府多次下诏，颁布禁书令。

    而北宋时期所禁图书的类型重点在于士大夫的文集。

    因为宋朝以崇儒右文而著称。

    士大夫享有的社会、政治地位之高，是其他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这也相应的激发了士大夫的参政热情，他们的忧国忧民之心，拳拳报国之志随时随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之中，这一思想也理所当然的流露在文集之中。

    因此，士大夫的文集中多有其政治见解的直接表露，内容或往往涉及到国家机密，如果输入境外，很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史载，“北戎和好以来

    （澶渊之盟），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榷场，商旅往来，因此将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

    大量内容涉及边防军机的书籍源源不断的流入夏、辽境内，引起了宋朝君臣的高度重视。

    欧阳修就曾对此问题提出过担忧，“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

    苏辙也曾指出：“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露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为不便。”

    故此，北宋政府频频下达禁书之令，严禁相关图书外流。

    景德三年（1006年），诏：“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

    甚至天圣五年（1027    年），诏民间摹印文字，并上有司，候委官看祥，方定镂板。

    初，上封者言契丹通和，河北缘边榷场商人往来，多以本朝臣僚文集传鬻境外，其间载朝廷得失，或经制边事，深为未便，故禁之。

    康定元年(1040    年)五月二日，诏：“访闻在京无圖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版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闻奏。”

    至和二年（1055年），翰林学士欧阳修言：“京师近有雕布宋贤文集，其间或议论时政得失，恐传之四夷不便，乞焚毁。”从之。

    到了元丰元年（1078年），诏：“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著为令。”

    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二十五日，礼部又上书言：“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宋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

    从之，以翰林学士苏辙言奉使北界，见本朝民间印行文字多以流传在北，请立法故也。

    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十三日，诏：“访闻虏中多收蓄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

    其雕印书铺，昨降指挥，令所属看验，无违碍然后印行，可检举行下，仍修立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买，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

    凡贩卖藏匿出界者，并依铜钱出界法罪赏施行。”

    宣和四年（1122年）十二月十二日，权知密州赵子昼奏：“窃闻神宗皇帝正史，多取故相王安石《日录》以为根柢，而又其中兵谋政术，往往具存，然则其书固亦应密。近者卖书籍人，乃有《舒王日录》出卖，臣愚窃以为非便，愿赐禁止，无使国之机事传播闾阎，或流入四夷，于体实大。”

    从之。仍令开封府及诸路州军毁板禁止。如违，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

    到了南宋时期，与北宋时期的禁令相比，南宋时期禁书的重点转向了江程地理图籍、举人程文、当代史等。

    像是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十二日诏令：“自今将举人程文，并江程地理图籍，与贩过外界货卖或博易者，依与化外人私相交易条法施行。及将举人程文，令礼部委太官点刊讫，申取指挥刊行。”

    如淳熙九年（1182年）三月二十一日，诏诸路转运司行下所部州军，将见卖举人时务并印板，日下拘收焚毁，令礼部检坐见行条法，申严禁约，延致违戾。以给事中施师点言：文字过界，法禁甚严，人为利回，多所抵冒。窃见书坊所印时文，如诗赋经义论，因题而作，不及外事。至于策试，莫非时务。而临轩亲试，又皆深自贬损，以求直言，所宜禁止印卖。故有是命。

    以及绍熙元年（1190年）三月八日，诏建宁府将书坊日前违禁雕卖策试文字日下尽行毁板，仍立赏格，许人陈告。

    有敢似前冒犯，断在必行。官吏失察，一例坐罪。其余州郡无得妄用公帑刊行私书，疑误后学。犯者必罚无赦。从起居郎诸葛延瑞请也。

    绍熙四年（1193年）六月十九日，臣僚言：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划，不可漏泄。今仍传播于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达，事属未便。

    乞严切禁止。诏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婺州、建宁府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

    至于嘉泰二年（1202年），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兴小历》及《九朝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以闻，遂命诸道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

    言者因请取礼部员外郎李焘《续通鉴长编》，知龙州王偁《东都事略》，监都盐仓李丙《丁未录》及通略、语录、家传等书下史房考订，或有裨于公议即乞存留，从之。

    嘉定六年（1213年）十月二十八日，有臣僚言。

    “国朝令申，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

    “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

    “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

    “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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