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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程地理图籍中所记载的山川形势、道路走向、风土人情等本就是间谍所需窃取的情报内容之一，如果让此类图书流传于世，那么外国间谍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重要的战略情报。

    举人程文之中多有对时政的议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当朝的一些弊病，将举人程文公开发行无异于将自身的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

    而当代史本就是记载当代之事，其中关于国家政事的纪录极多，传到境外，必定不利于国家安全。

    总体来说，宋朝政府在限制边防机要图书的发行与流通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点措施措施。

    第一，限制图书的传布与刊行。

    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的图书不准写录传布，国史、实录和诸戏亵之文一律禁止雕印；第二，加强边境稽查和防范的力度。

    对私贩边机图书者处以严惩，以切断情报向外传播的中间环节。

    第三，加大审查与打击力度，从根本上杜绝有关边政机要文字的刊印。

    在书籍印行刊布之前，必须由专门人员进行审查，详究有无事干军机政务情报机要文字，只有审查通过，才可以刊行。

    而除了这些防范措施外，还有就是细细的讥察奸细。

    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抵御敌人的侵略并讥察奸细，防止国家机密外泄，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国人义不容辞的义务。

    大家都知道，宋朝边患迟延不息，所以此项任务尤其显得重要和必要。

    宋朝时为了严防敌方奸细进入宋境刺探情报，多次下诏命令边关讥察、捕捉，并严立刑赏，让沿边军民时刻提高警惕。

    像是宝元元年（1038年），诏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赏钱十万。

    庆历六年（1046    年）十二月，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夏竦言。

    “河北沿边安抚司乞沿边捕盗官吏，如北界贼人深入近里，即便收捉。”

    “今相度如有外界人入来界内，守把巡拦人辄敢取财物不捉送官，从违制论，若收捉时器伏斗敌，即许御捍。”从之。

    皇祐二年（1050    年），诏河北转运司，沿边四榷场，有能察捕得北界刺事者，当重赏之。

    皇祐三年（1051    年），管勾国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与契丹私相贸易及漏泄机密事者，请以军法论。在驿诸色人犯者，配流海岛。”

    治平三年(1066年)七月，诏令沿边居民三家至五家合为一保，不得舍匿奸细及亡背之人，如敢隐藏或同谋该诱过致资给，并听保中捕告。

    应外奸人，若获一人赏钱三百千，内奸出告一人，书生举子，依外奸给赏钱，仍补茶酒班殿侍。

    其余告获皆赏钱百千，即保内知情不告，减罪人一等，配千里外牢城。

    余保人不觉察，亦行严断。

    熙宁七年（1074年），诏：“五路缘边州军及大城寨居人，依乡村法团社立保甲，更不教阅，专令觉察奸细，告获一人，赏钱三百千，事理重者取旨酬奖。令监司点校、司农寺详定条约以闻。”

    崇宁元年(1102    年)六月二十九日，诏：“京师从来西北细人甚多，伺察本朝事端。今后如有能用心缉捕、勘鞫得实，支赏钱三千贯，白身更与补三班奉职，官员并与改转。”

    “令降空名度牒一百付府，并行货易，其钱桩管，止充上项酬赏。”

    同年七月三日，枢密院言。

    “访闻河北、陕西、河东路日近甚有外界奸细之人伺察本朝事端。”

    “访河北、陕西、河东诸司辖下州军城寨应干巡捕官司及巡防把截使臣等。”

    “如能用心缉获，勘鞠得实闻奏，支赏钱一千贯文，白身更与三班借职，官员、将校比类迁转。”

    “其知情藏匿过致资给之人，如能告捕得获，与免罪外，亦依此推恩。”

    以及加强自身的保密防范措施。

    宋朝长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现状，使得宋廷特别关注有关边防军机的保密问题。

    为了防止外国间谍的窃密，上至朝廷下至沿边州军，均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条例。

    宋政府规定，臣僚奏言，凡事关“要速机密”，一律“实封其公文”；“诸军马粮草数，及事干机密应行文书”均须实封，否则，“杖一百”。

    并且，宋朝的“赦书、德音，州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非外界所宜闻，而在缘边者，并密行下”。

    对于沿边上报的相关机要要求“本州实封，呈诸官员，若事涉机密，不为遍示”。

    政和七年（1117    年），进一步规定“边防谍报，至重至密，动系机要，间不容发。

    近闻沿边每有探报，不论轻重虚实，互相关报，诸司喧传誉播，增缘百出，显有泄露，实于边防有害。

    自今探报，除闻奏外，更不得报诸司。

    谓如转运、提刑、提举、廉访等司之类，如有著令，并行冲改，或擅辄取索，及违者，论如违御笔法”。

    崇宁五年（1106    年）七月十四日，臣僚言。

    “近者帅臣上通封表疏，有言及边防机要者，显言哗众略无顾忌，万一或有散落，所系重大。”

    “伏望圣慈严赐戒勑，今后应干边事自非实封陈奏，不得妄有称述，所贵朝廷机事增密，人之所谨。”从之。

    宣和七年（1125    年）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

    “三省枢密院腾播于天下大书文移处处有之，安知其无奸细传达于敌庭，凡有措画动辄知之，彼必死所以应之之道，我能制胜乎？”

    “臣愿陛下密诏将帅严防武备，勿为所误。”

    为此，南宋政府还专门下诏：“三省密院凡事属兵机勿得降出。”

    到了绍兴四年（1134    年）十一月庚戊，诏：“应漏泄边机事务，并行军法，赏钱千缗，许人告，令尚书省榜谕。”

    因“监察御史田如言，机事不密则害成，比来未行一事，中外已传，皆由省吏不密所致”故。

    淳熙二年（1175    年）十月十五日，诏两淮州军及帅臣监司并驻剳御前诸军，应有事干边防军机文字紧切事宜许具奏，并申三省枢密院不得泛滥申发或作剳子具报他处，如敢违戾具职位、姓名取旨重作施行。

    不仅如此，朝廷还多次下旨沿边州军加强军机的保密工作。

    景德三年（1006    年），诏河北转运司及诸州军，每诏敕事关机宜事者，谨密行之，勿付胥吏，致其漏泄。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密谕边机之事，“只令知州军与逐处通判、钤辖、都监商议施行，其余官员使臣，不得辄有干预”。

    天禧三年（1019    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知雄州刘承宗言。

    “北面有密报事宜，其通判官以下，勿复参闻。”从之。

    熙宁七年（1074    年），诏诸路缘边州军，应边军机地界不下司文字，并于长吏厅置匮封锁，编目录申安抚、总管、安抚使、都总管到任，具交割事目，申枢密院逐房掌之。

    宋朝的反间谍措施从交通管制到限制人员出入境，从频繁的发布禁书令到规范图书出版制度，从讥察奸细到设置保密条例，对凡是可能涉及泄露机密的途径都做好了防范工作，可谓事无巨细。

    要说明，宋朝如此小心翼翼的做法并非是一种胆小怕事的表现，相反，它正说明了宋朝对于反间谍的重要性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由此，纵观整个宋朝历史，间谍活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宋朝以前所有朝代难以相比的，这同宋辽西夏金元时期不断的军事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众多间谍活动，而且还产生了不少用间高手。

    正如前文中所列举的，在宋朝，用间已不仅仅只是边臣一种御边对敌的重要手段或纯粹的个人行为，它已经演变为一项职责。

    在用间的问题上是否称职，甚至成为了这些守臣升降的标准之一。

    大量的间谍实践活动为间谍理论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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