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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个屁！”刘捕快挥了挥手：“不说这些丧气的话，喝酒！喝酒！说实在的，有些人，有些事，我经历的多，看得也多！有时候，心中也是恻隐，有时候也是愤懑！可那又怎么样？大明这天下啊！大是大，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有清白的地方？又岂是你一个泥腿子！我一个小捕快！所能管的？既然话匣子打开了，那其中有些路数，我也给你说道说道，让你开开眼！”

    “喝酒！喝酒！”于老爹闷声道：“亲家公！那你就好好给我说说！我糊涂的地方多着哩！”

    在他们觥筹交错中，絮絮叨叨中，旁听的于旺在基于刘捕快的冷笑说骂中，结合后世的了解，心中却是哇凉哇凉的，由此对现在的大明有了模糊大概的了解。

    在有明以来，从全盛时期的宣德年间开始，上解税粮就已经成为地方官吏考课的“硬指标”。

    到弘治十六年，再次重申：“凡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务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但有钱粮未完者，不许给由。”

    嘉靖时，也有同样规定。“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

    万历时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史界多有赞誉，但却忽视了其副作用。考成法开了“带征”的先例，即除完成当年钱粮外，还要带征隆庆以来拖欠赋额七成中的三成，完不成则处以降罚。

    崇祯时，要求科道官必须从地方州县官中行取，同时又规定征科未完者不得考选科道，史谓“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字，专于催科，此法制一变矣。”

    在种种压力下，州县官吏的职责，惟以催科为要。“日夜从事，惟急催科”。所谓教化，所谓赈济，所谓安民，所谓恤狱，全部被搁置一旁。从此开始，考课地方官吏实际不再重视教化抚治，唯以催科为事。

    以上这些，用大白话说，如果你还想当这个官，或者还想往上爬，那么什么政绩，什么教化，什么利民工程，境内发生什么重大灾害，什么治安刑名清平，这些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年国家该征收的赋税，你给办好。征收足额，你的考核就是卓异！可以升官顺便自己发财。征收不足，那你就是无能！轻点的下台，严重的还要下狱。

    如此看来，乐亭县县尊对于本县子民还算是温和的，如刘捕快所说，可以称得上青天大老爷。

    换到其他地方，比如陕西，在崇祯元年起就有农民杀官造反，连绵至今。为何？当时，陕北和关中北部连年发生灾荒。天气久旱不雨，草木枯焦，赤地千里，饥民外逃，饿殍遍野。饥荒加之疫病流行，百姓死毙愈多，“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瞻”。但朝廷及陕西巡抚乔应甲不但不减免租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所谓“新饷”“均输”等赋役，严令官吏督责。各地官府刑狱中，抓押的“刁民”人满为患，严刑拷税之下，冤死相望。

    如此，造反？死路一条。不造反？等死！总之老百姓没有活路了，那就他娘的杀官造反吧！当时的农民军有句名言：“左右是个死！造反而死，死前起码还能吃饱饭！不作饿死鬼而死，死也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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