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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文谦替她把话说完了。

    四目相对。看着黎华的眼睛，那巴巴的表情，直让毕文谦想起了她当初那一声搞得自己骨头都酥了的“你是我师父”。

    “好吧！我只说我目前想到的做法，能不能做，能做多少，会不会被人断章取义，会不会被人改头换面，需要调研之后做判断，甚至，需要因地制宜。”

    黎华立即清脆地笑：“那是当然！”

    “总的来说，从教的方面，教师资源需要改革，教材资源也需要改革。教师资源决定上限，所以改革需要从教师资源最好的大城市开始，嗯，可以从京城开始试点；教材资源决定下限，所以这方面的改革应该面向全国，标准要定得尽量高，检测时可以在局部地区暂时宽松一些。而对于考的方面，生产实践环节的考，涉及的层面、层次太广太深，不适合首当其冲，而全日制校园里的考试，则要以公正公开为红线，依照不同类别的目的，分而讨论。”

    “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熙熙攘攘皆为利。学习有很多好处，直接的利益总被更多的人关注。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教是国家希望的目标，考是个人追求的途径。所以，教的政策能不能得到高效的执行，关键在于是否和考的政策匹配。”

    “黎华，我们都上过学，对考试并不陌生。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重要的考试，有两个，毕业考试，以及升学考试。因为教育资源总是僧多粥少，所以，现状是，升学考试的难度高于毕业考试。这是利益驱使的必然结果，但任由发展下去，却不见得好——当升学考试越来越被重视，那么毕业考试将会渐渐显得鸡肋，特别是高考之前的毕业考试。升学考试是在每一年的学生中进行选拔的考试，不同年份之间，考生的水平并不一致，甚至不见得稳定。可是，对于国家来说，毕业考试才是检验全国人口接受教育水平的手段。如果毕业考试的意义被弱化，甚至虚化了，那么教育成果的信息统计就会难以进行，也就难以入手分析，更别提进行将来的规划了。”

    “所以，教改的第一件事，是明确区分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的目的差异，这个区分，不是教育局里的区分，而是在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长心里的区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提高毕业考试的难度以及通过考试的好处。具体地说，可以这么来规定——现在不是规定大学生都是默认的干部编制吗？那好，再加一个前提，从初中开始，初中、高中、大学，三次毕业考试，成绩都必须到达一定程度，才有资格成为默认的干部编制。如果说升学考试的命题思路是在同届之中进行选拔，那么毕业考试的命题思路，就应该是检验不同阶段的知识掌握水平——只要不断提高教学大纲的水平，这也会是有难度的。”

    “没错，教改的第二件事，是提高教材的难度。这个提高，不是一次性的提高，而是逐年平滑的逐渐提高，并且，只能提高，不能倒退。换句话说，这是在渐渐提高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知识水平的下限。家教资源相对缺乏的学生，家庭条件往往也不太好，他们能够依靠的，只有学校里的老师，以及统一发放的教材。国家没有资源给予他们起跑线上的公平，只能从性价比最高的办法进行改善——没错，教材。”

    “但是，正如我对夏林提过的：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他的水平刚好是100分，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卷子上只有100分。随着教材和考纲的难度不断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宏观上必然会下降，这个时候，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科目中的水平高低就会显露出来。而科技不断发展到现代，顶尖水平的通才越来越难以出现，前沿学科的不断细化将是必然。所以，能够有通才，固然最好，但那是不可强求的。对于专才的选拔和培养，同样值得重视。很显然，这就是升学考试的改革范畴了。”

    毕文谦朝黎华点点头，喝了一小口水。可惜，她早已在低头记小本本了，并没有留意到他的神态。

    “教改的第三件事，是升学考试的改革。虽然从读小学到参加工作，一个人将经历的升学考试往往不止一次，但除了高考之外，其他几次升学考试的管理往往是下放到了地方，国家目前也没有能力面面俱到，不然就可能是一抓就死的局面。所以，现在能进行改革的升学考试，只有高考。那么，怎么通过高考的改革来加强对于专才的选拔呢？可以这么做——每一个科目的卷子，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更难的考题。这些考题作为附加题，每一题的难度都比前一题更难，附加题的总分数和基础题等额。考试总时间不变。附加题的分数不计入高考总成绩，每个单科的总分，全国排序，但每个有相关专业的大学都要给出一定的招生名额，依照单科分数顺序，等额提档，依分数顺序，由考生依次自由选择学校。出现同分选同校而名额不足的情况，就由该学校的负责人决定。87年的数据，我不知道，但更早几年的数据，你给的那些书和资料里，我看到过。从81年开始，一直在增长，每年的录取人数从28万到62万。以这个数据为基础，每一年通过附加题招生的名额总数，全国控制在几千上下就可以了。每个和科目有涉及的大学，每一科留1个名额，大致也就是这个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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