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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奈隆·阿尔贝船长收取了维克多·沙逊一行四人大笔的船费后，心情格外愉快。在离开码头小酒馆后，便租了一辆货运马车，带着几名船员，直奔市区而去。他需要采买一些便宜的日常用品，为即将启程的旅途，准备足够多的补给。

    桂州是汉洲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座城市，也是坤州省的首府，人口规模超过三十万，是该地区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很难想象，在七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河滩和树林，一条蜿蜒流淌的桂河（今天鹅河）穿过河谷。整个地区的地形交替变化，在两侧的河岸上，从陡峭的山岬依次延伸至最优质的广阔浅滩，山岬上肥沃的红壤土中长满巨大的蓝桉树，浅滩上点缀着水紫树，偶尔会出现狭长条的合金欢树。从平原到山脚，到处都是优质的林地和草甸。

    而如今，这里变成了一座繁华的城市，高大的楼房，厚重的商业大厦，东方传统的飞檐吊斗，还有一座座巨大的工厂和无数林立的烟囱，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潮涌动，大大小小的商社店铺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热情地掌柜和伙计，殷切地向客人打着招呼。

    “齐国人还真是上帝的宠儿，不仅发明创造出无数的新奇物什，还拥有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可以制造出如此多的商品！”费奈隆·阿尔贝船长不是第一次来到汉洲大陆了，但每次到来，似乎都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变化，商品日益丰富，人口也是显著增加，新的建筑不断在城市里拔地而起，到处都显示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有些时候，阿尔贝船长都奇怪为何他们伟大的法兰西民族就不能拥有如此出众的经济才能呢？

    犹记得，在路易十四主政时期，法国在军事上碾压整个欧洲，在经济上，科尔贝尔努力下，法国重建了经济结构，使得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国家也得以自给自足。通过政府直接控制经济部门，建立殖民贸易公司和开办新式工厂，成功地扩展了法国的工业和贸易能力。

    然而，伟大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了完成“上帝给予的重要任务”，巩固和加强天主教的神圣地位，开始在国内打击胡格诺教徒，并废除《南特敕令》。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经济遭受重创，卡昂丧失了全部的纺织机，里昂和图尔丧失了四分之三的纺织机，昂古姆瓦60家造纸厂倒闭到只剩16家，商业重镇梅济耶尔129家商铺倒闭了101家，图尔400家制革厂只剩下了54家，马赛、波尔多等商业港口也受到重创，整个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

    而那些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到南尼德兰、联合省、德意志、英格兰重新办厂，生产出大量当地原本从法国进口的商品。哦，对了，齐国人占据的原西属加纳利群岛好像也接收了不少胡格诺教徒，用以稀释那里的西班牙人。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科尔贝尔当年一手建立的经济体系开始崩塌，法国政府的工业收入锐减，财政上不得不陷入了高利贷商人的圈套，日子变得极为艰难。

    更为糟糕的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面对欧洲几个主要强国的围攻，法国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国库空虚，濒临破产，整个国家面临严峻的危机当中。

    难道离开了新教徒，法兰西就只能依靠那些放贷为生的犹太商人了吗？

    我们就算比不上齐国人和欧洲那些新教徒，为什么同为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在经济上也会那么成功？他们的商人精明能干，他们的工匠心灵手巧，他们的学者多才多艺，他们为什么能取得比法国人更好的经济成果？

    要知道，意大利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西班牙人、奥地利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教皇，还有他们法国人，将这片富庶的地区扯得稀碎。

    当年，太阳王路易十四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然而王国的大臣和枢密主教也没有结论，只能将其解释为意大利人天生对商业的敏感。至于齐国人，哦，上帝，他们那套东西，看着简单，但很多国家，包括法兰西是学不来的，也不能学，因此只能作罢。

    因为，齐国的政府官员，就算是高官贵族家庭出身，一旦从政的话，也必须先在基层做出成绩证明自己，然后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甚至，就连他们未来的帝国接班人——皇太子，好像也需要在政府各个部门历练许久，以便熟悉政府具体运行流程，并从中积累大量的从政经验。

    相反，在法国，除了教会系统的官员可能经历过这种类似的模式外，国内的贵族子弟在成年后，就会被授予重要职务，哪怕他们对此毫无经验。

    在施政比较开明的联合省，那些夸夸其谈的议员们更能吸引人们的目光，他们只需在神学和商业辩论中击败其他人，就可以担任最为重要职务，哪怕他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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