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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石激起千层浪，刘行似乎扔出巨石去激起层层巨浪已经让北朝的万民有了一种惯性。

    之前的一系列变法，刘行打土豪、分田地，初步已经做到了扎实的“均富万民、万民富足”的“民生”目标。

    改革吏治，无数寒门子弟走进了学堂，无数出身低微的人已经成为各地地方官场上的中坚力量。

    因为那些人出身低微、身出寒门，他们当上地方官后与从前大宋朝那些动不动出自豪族、动不动就是某个名门弟子的官吏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些寒门出身的官吏，没有从前官吏的那种强大、复杂，盘根错节的背景做后盾。所以当他们坐上官位后，极少有“官本位”、很少有人来不来地就去摆“官架子”。

    没有“官本位”思想，首先便使大多数地方官经常在坐堂时间之外选择了便衣如路人甲一般走上街头，去近距离地与百姓接触。从而使得地方官场形成了一种真正亲民的风尚，也让百姓许多诉求在衙门之外得到受理，第一时间得到了解决。

    没人“摆官架子”的做派，让寒门官吏往往上任后都会主动去与当地的咨议先行打好关系。在咨议那里，这些地方官能够得到许多寻常百姓未必看得到、关于当地各行各业的建议和献策。

    于是，便出现了各地在新法大政策之下，不断上奏、请准执行一些符合当地实情、民情的小范围方略微调整。

    于是，也就出现了各州府间都会有些地方上对经济发展重心、对民生产业重点做倾泻的小不同。

    这种小不同，多数是出自地方官亲民时从寻常百姓与咨议们口中，使得这些小不同都极其人性化的同时兼顾着律法的严谨。

    如此一来，才出现了即便是刘行做出了“失信于人”的举动，为了彻底铲除西夏妖族幻象下令强迁李仁爱一族进京的命令后，竟连西夏各部都没有多少人站出来反对。

    为什么不反对？难道西夏人甘心被大宋重新收入坐下吗？他们的民族思想呢、他们的信仰精神呢？

    不反对是有原因的，西夏人不傻、都看到了中原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内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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