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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强在打理着自己的产业，改进的改进，扩张的扩张，新建的新建，既是为自己增加着财富，也为革命积累着资金。同时，也使这个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能够坚实一些。

    对于革命军的奋战，陈文强只能是从财政上予以尽量的支持，具体的行动他不过多插手。毕竟，他更擅长的还是在工商领域，还是在交结各方人物，为将来的革命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而革命军的批亢捣虚显然是出乎清军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置压在当头的大军不顾，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流窜。是的，在清军看来，这就是流窜。只不过，这流窜来得突然，来得猛烈。

    普洱、临沧相继被合流的革命军攻破，总兵力达到三千多、且装备精良的滇西革命军已经具备了纵横攻掠的实力，被大量抽调的地方清军根本抵挡不住这迅猛的攻势。

    而元江以南，向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强。而土司的实力在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过程中，又大受打击。这使得革命军掌控地方政权变得相对容易，只要军纪严明，不扰民、害民，甚至没有了苛捐杂税的盘剥，便少有地方武装会与革命军为敌。

    甩开了清军主力后的两路革命军，在东西两面展开了迅猛攻掠。在滇西，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方清军非降即逃，占永德，克龙陵，兵锋直指滇西南重镇永昌（现保山）；在桂西，陆荣廷率人马在左右江地区亦是摧枯拉朽，光复数县，歼敌上千。

    而就在这又一次国内震动的时候。陈文强已经由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武汉、上海、琼州这三大地区，正是陈文强的产业之基。而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则是陈文强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

    西南、东南，再加上武汉的腹心地位。这就是陈文强设想的革命方略。而要直捣腹心，粤汉铁路便是关键，这也是他几乎倾尽全力的原因所在。

    只要铁路修成，从琼州出动人马便可攻袭广州，然后乘车北上。再加上西南、东南的呼应行动，在长江以南掀起革命**，并吹响埋葬清王朝的号角，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而在回上海之前，陈文强还要先到天津。诚挚的邀请已经由人送达了。而对袁世凯。袁老四，袁大头，对这位历史上的“窃国大盗”，陈文强的感情是复杂的。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

    不可否认，老外的眼光很独到。而袁世凯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也确实与他的能力有关。绝不是投机取巧。一个没有功名的家伙，靠着事功扶摇直上，你能说他全靠钻营和运气？

    而现在，袁世凯虽未失意，但却不如意。

    清廷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袁世凯、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责任内阁制（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留后路），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而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汉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

    由此也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后，满族亲贵**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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