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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售点尽可能铺展分散；（降低步行或乘马车前往购票的时间）；

    音乐会时间挪到晚8点半开场；（尽量满足大多数早班劳工的7-8点下工时间）

    不设迟到限制，可在任意曲目间隔之间进场离场；（进一步容纳工作作息有出入的听众）

    曲目安排较短且不返场加演，晚10点前结束；（以照顾到下工后琐碎的家务与子女抚养需求）

    4月1日开票后，每日售出数量会统筹控制在总票数的20%；（最快也需要五天才能售罄，因为劳工在有自己的安排时，无法第一时间腾出自由时间。）

    中产职员、贵族和工厂主们并未想到文字后面的那一层，但这些围观的劳工，只觉得一切安排和调整，都在尽可能照顾着自己窘迫的那面。

    他们却不知道，演出方对自己的生存生活现状如此了解，正是来源于范宁前期大量走访谈话调研的成果。

    到了开票日的第一天，很多劳工已经动起来了，他们决定尝试着去看看情况。

    “先生，请问…4月15号是不是有场演出的门票是4个便士？”

    清晨七点，南码头区的一家代售点前一如既往地排着长队，上工途中的一位纺织女工穿着灰色的旧棉袄，咬牙故作镇定地问着前台。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装作若无其事地掏出四个铜板，又几乎看都没看地飞快选了座位，最后把门票小心翼翼地放入怀里离开。

    背后几位绅士驻着手杖一言不发，礼帽下目光平静，且出于礼节并未牢牢盯梢，但细看其面部表情，又总觉得带点异样。

    再往后，又同样有几位劳工模样的人在排队，其中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家境稍微宽裕但又够不上中产的熟练工、小店主、小文员。

    他们之后又是绅士淑女。

    在售票达到总盘统筹的每日限额后，对应那场青少年交响乐团的演出门票就暂时停售，而其他场次继续正常销售。

    总体而言，头两天各代售点的现场情况，并未出现什么值得说道的事件。

    毕竟不会有哪位绅士和淑女在现场发表过激言论。

    问题出现在了随之而来的媒体报道与社会舆论上。

    在特纳艺术厅赢得了社会广泛声誉的今天，主流一线媒体是不会做那种博眼球的事情的，但出现了不少委婉批评的声音。

    在上流社会眼里，无论保守者还是进步者，之前的学院派与印象主义之争，都只是属于艺术思潮的“内部”矛盾…

    而这件事情简直就有几分“艺术的高雅殿堂被沾有泥土的鞋底踩上”的意味了。

    以上引号内容来自于这座城市的头号媒体《乌夫兰塞尔艺术评论》。

    一向对特纳艺术厅报以赞誉的《提欧来恩文化周报》也发文认为，“人人生而爱乐，但音乐是个宽泛概念，严肃与市井的界限不可混淆”。他们尤其指出“贵族与平民间不因财富分贵贱，而因品味分高下，特纳艺术厅作为领军地位的艺术场馆，当它的演出定价跌出某个限值时，起到的效果并非公益，反而是对帝国的公共文化资源造成了占用与浪费。”

    大媒体多多少少讲点温文尔雅。

    而乌夫兰塞尔的二线媒体《事件报》的报导角度就很刁钻了。

    他们直接刊登了几张拍摄于清晨排队现场的照片，其中妆容得体的绅士淑女和衣着面色窘迫的劳工，就这样混杂在了队列里。

    甚至有个特写，入镜者是两位涂脂抹粉，在冷天穿着丝袜、筒靴与腿环，似乎是做流莺打扮的年轻女人！

    配图外的撰文内容上，则似乎是对于排队市民们的采访言论摘录：

    “我买了这场的票，是的，我果断买了，您知道，我是特纳艺术厅的忠实乐迷，我发誓，在这些‘爱乐人士’于乐章间胡乱鼓掌的时候，我会跳出来制止来保护小音乐家们的。”

    “现在的形势无疑是可以被理解的：这样的一场演出，若从成本上考虑，它的定价调低是必然结果。因为我们令人敬爱的范宁先生，他需要雇佣至少超出原计划20倍的人力，去清理演出结束后交响大厅里里外外留下的泥土灰尘和污渍垃圾！”

    “嘿，在中场休息时，你们或许可以采访采访那对娼妓，问她们在范宁先生的交响乐里面听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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