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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家乡广东省南海县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华资机器缫丝工厂――继昌隆缫丝厂。开办之初，规模比较狭小，尚未以蒸汽作动力，“全厂不过数十缫丝釜位，只有单缫而没有复缫”，经过几年的努力，扩大到800釜位。由于该厂采用了法国共拈式丝车，增加了“加拈”工序以提高生丝抱合力，并进行了生丝条纹规范化和茧料的分类选择，结果提高了生产效率，“每一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此外，陈启沅又结合了本地特点，发明了一种足踏式人力丝车，“所制之丝，较之法国所产无多逊”，这种“汽机缫丝与足机并行不悖”的局面在南海一直持续了数十年[15]。由于继昌隆出丝精美，获利丰厚，南海各乡以及邻县顺德等地争相仿效，纷纷设立了丝厂。从1881年到1894年，仅顺德开办的规模较大的丝厂就有35家，平均各厂每年产丝35000斤[16]。这样，在最初的缫丝生产技术改进方面，广东在全国处领先地位。

    随后，上海也出现了华商创办的近代机器缫丝工厂。1881年，黄佐卿设立了公和永丝厂，拥有法国式丝车100部以及锅炉、引擎、吸水器等全套设备。1887年以后，丝车增至900部[17]。到1894年，上海规模较大的华商丝厂共有8家，丝车2576部，职工5850人，年产生丝3782担[18]。具体说来，上海丝厂的出现，其年代稍晚于广东，其数量也远逊于广东，但大都仿效外商丝厂的模式，机器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稍后可以在当地仿造），开始就采用了蒸汽作动力，采用四绪缫法，每两部丝车另配有一名打盆工，因而其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广东，成为后起之秀。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蚕丝业改良的内容仅限于缫丝行业，其地域则囿于广东、上海两地，对全国其他地区尚未产生多大的直接推动作用，至于对其他蚕丝行业（如蚕桑、制种、养蚕）产生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当时中国蚕丝业已经出现了危机的隐患，但人们尚未清醒地认识到危机的到来及其产生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尚未出现某种专业的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也没出现系统的蚕桑教育与研究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蚕丝业的各个领域进行自觉的、有意识的改良和推广。可以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蚕丝业改良尚处于萌芽状态，还没能够由治标发展到治本，更未形成为一项波及全国范围、包纳各个领域的系统性改造工程。

    二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对日作战惨败的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空前的刺激。民族危机的加剧使有识之士忧心如焚，苦苦地探求保国保种的良策。清政府由于允许外资在华设厂制造，对于民族资本投资办厂的禁律有所松动。伴随着甲午战后发展民族工商业呼声日益高涨的潮流，振兴和改良在国计民生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的蚕丝业，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面对现实，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蚕丝业的危机，指出：“自通商以来，……中国之蚕桑犹昔也，而丝市日衰，丝商日困，推原其故，皆外邦种蚕（桑）以分其利，且种桑养蚕之法精于中国。中国若墨守旧法，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丝市之衰不知伊于胡底？”[19]即使在蚕丝业最发达的江浙两省，“亦不过拘守成法，未能变动推广，且因蚕病蔓延而致蚕种不佳，育蚕者往往折本，愚民无知，委为运气使然，绝不考求其致此之由而补救之。数十年后，蚕桑之利未知何如，可不惧哉！可不惜哉！”[20]同时，他们还放跟世界，注意到了法国、意大利、日本在蚕丝改良方面取得的新进展：“二十年前，（法意）产丝极旺之时，蚕忽患病，比户传染，幸经格致家巴斯陡（按：今译巴斯德）……用六百余倍之显微镜细察蚕身，乃知所患者形如椒末（按：即现在所称的微粒子病毒）……精选无病之蚕，即以传种，名曰做子分方法。法意等国莫不师之，于是蚕病遂除而产丝复旺。日本于蚕务亦极力整顿，不余遗力，曾将蚕蛾选择佳者送至两国考察，又派人往意法两国学习养蚕诸事，所以日丝之出洋，年盛一年，上下获利无算。”“至今各国产丝之旺数十倍于前矣，其利之厚可想而知，况日本蚕丝本远不如中国。”[21]外洋蚕桑之利蒸蒸日上，而我国则江河日下，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有识之士莫不扼腕叹息而图谋改进。

    培养一大批掌握近代科技知识的蚕桑专业人才，这是进行蚕丝业改良的前提条件。1897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家蚕丝业学校――浙江蚕学馆。该校由杭州太守林迪臣创设于西湖之畔，占地10亩，有考种楼、饲蚕所、茧室、储叶处、斋舍、膳室庖舍共80余间房屋，聘樊恭煦为总董，邵章为馆正，江生金为总教习，日本蚕学家轰木长为副总教习，林氏自兼总办。鉴于微粒子蚕病曾使意法蚕丝业几遭灭顶之灾，“中国蚕子亦有瘟病”，因此，“蚕学馆之设以考验蚕种分方做子为第一要义”。主要课程有理化、动植物学、气象土壤学、栽桑制种、蚕体生理及解剖、育蚕缫丝、显微镜检查、病虫害防治，等等。蚕学馆的宗旨是“以除微粒子病，制造佳种，精球饲育，传授学生，推广民间为第一要义[22]，这既是该馆的办学方针，也是我国蚕丝业全面系统的改良运动的肇端。浙江蚕学馆除了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掌握近代蚕丝业知识的专业人才外，还对蚕种改良、养蚕缫丝技术的改进，以及蚕丝业科技书籍的编著和介绍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23]。

    浙江蚕学馆的创办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人们称林迪臣开风气之先的举动为“绝大见识”，在赞叹之余又不免表示几分遗憾：“林太守·········既能成，亦不过浙江一省，一时安能广传，使家喻而能户晓。”[24]因此，各省有识之士一致发出仿效浙江蚕学馆以兴办本省养蚕学堂的呼吁：“补救之法，莫若于省中设立学堂，调取书院高等诸生，令其讲求植桑制种之法，学成后遣往各县分立中小学堂，其法视省，··········劝谕乡民，律以奖罚。”[25]这种呼吁很快在力图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那里产生了共鸣，就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诏谕，“命于已通开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26]尽管维新运动旋即夭折，但蚕丝业改良的浪潮已势不可挡，在清末新政时期再次被有识之士所推崇，并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势头而逐步在全国各地深化推广，形成了一场略具规模的社会运动。

    甲午战后至清末新政时期，各地的蚕丝业改良运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设立了一批蚕业学堂或附设有蚕科的农业学堂，初步形成了蚕丝业教育体系。1897年浙江蚕学馆创办之后，各地纷起仿效。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办湖北农务学堂，随后添招蚕科学生30名。同年，安徽省安庆设立蚕科蒙学馆，收学生50人，学制5年。1899年，福建省设立了福州蚕桑公学，试办蚕事，以期广开风气，三四年后初具规模，设有本科和别科，“本科专讲蚕业学理兼事实验，别科则专事实验兼授学理。”[27]1901年，南京成立了江南蚕桑学堂，“以考究栽桑养蚕制种缫丝等法，参用东西洋新理，改良土法，俾扩固有之利源，开未来之风气为宗旨。”学生分为正科、别科，在教学管理方面设有教习、试验、事务三个部门[28].同年，山东益都设立了青州中等蚕桑学堂，经几年的试办，颇有成效，“经日本农学士谷井恭吉前往考试，极为称许”[29]。1902年，河北保定成立了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学科分为速成、预备二种，均以农桑为正业，制造为副业。1904年，史量才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江苏女子蚕业学校，后迁往苏州，正式开办。它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女子蚕业教育机构，也是我国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先驱。此外，四川、广东等省也兴起了蚕业教育。清末新政时期，随着学制改革，废科举，兴新学，把蚕丝业教育纳入全国统一的规范化管理已成势所必然。1904年，清朝学部公布了初等和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将蚕学规定为农业学堂的主要科目之一[30]，有些省份还兴办了高等蚕科教育。至此，我国各层次的蚕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它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掌握近代蚕业科技知识的专门人才，推动了各地蚕丝业改良运动的迅速发展。

    二、出现了一批专业的蚕业研究机构和附设有蚕科的农事试验场。长期以来中国没有专门的蚕丝业研究机构，到了近代这种缺陷日益明显。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已是时代的需要。1898年，上海育蚕试验场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蚕业研究机构，该场“聘日本熟于饲蚕之事井原君，取绍兴湖州日本种，以日本法育之，以较两者优劣”。次年，江苏淮安饲蚕实验场成立。1902年，河北保定设立了直隶农事试验场，其宗旨是：“调查全省土壤，讲求蚕桑、种植禾稼并制造各事”，设有蚕桑、森林、园艺、工艺四科。1903年，济南设立了山东农事试验场，内设蚕科，聘日本人谷井恭吉为农桑教习。1906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蚕桑为其中八科之一[31]。到1908年，据清政府农工商部统计，全国共设有7处农事试验场，其中都设有蚕桑科目。这些机构的设立，无论其收效如何，皆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蚕丝业改良的推行提供了技术条件。

    三、建立了一批推广蚕丝业改良的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进行蚕丝业改良，需要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协调组织，以便统筹安排，指导推广。尽管蚕丝业生产与国际民生密切攸关，为历代政府所重视，各级官吏均有劝课农桑分理贡赋的职责，但从未设立过管理蚕丝业生产及改良的专门机构。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些省份开始设立了蚕桑局或蚕棉局，但最初它们的职责只是提倡和介绍蚕桑之利，而对改良工作尚无力顾及。清末新政时期，改良蚕丝业的机构开始出现于各地。1903年，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各地成立农工商局。1908年，清政府又敕令各省设立劝业道，以兴办当地实业，推广与改良蚕丝业是其主要管辖范围。此外，这时期各地出现的农会、商会对于推广和改良蚕丝业均有囊理职责，有的地区则直接设立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1904年，山东设立了农桑总会，随后各省设立了分会。1907年，浙江人周怀效任任四川劝业道，为谋通盘筹划，在省城设立了商务总局，在宜蚕各县设立蚕务局，“要求将蚕桑一项，列入各蚕桑县份重要考成之一，曾得巡抚、布政司、按察司、三大宪之同意，使各县知事，注意蚕桑，努力发展”[33]，其筹划之周密，为全国所罕见。此外，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新疆、山西、陕西等省均先后设立了蚕桑局或蚕桑传习所，以进行改良和推广工作。

    与此同时，各地出现了一批旨在进行蚕丝业改良与合作的民间组织。1898年，上海农学会会员朱?犀等人在江苏如皋建立了蚕桑公社，采用新法饲育日本及绍兴、新昌种蚕。1902年，曾赴日本考察蚕丝业技术的四川合江人张森楷在家乡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蚕桑公社，既经营蚕桑生产，又附设蚕桑学校，并引进江南改良蚕种，聘请浙江蚕学馆毕业生入川进行技术指导。由于办有成效，各县纷纷继起设立蚕桑公社，到1906年前后，“蜀省各属蚕桑公社无虑数十百处”[34]。后因资金短绌，大多数蚕桑公社开办不久随即停废。1910年，上海正式成立了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工所，其宗旨是推广蚕桑，研究生产，维持公益，融洽官府和丝茧同业之间的联系[35]。上述民间组织的出现，表明推广和改良蚕丝业已由社会各界的共识发展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行动。

    总之，到了清朝末年，我国蚕丝业改良运动已初步形成为一种自上而下、遍布全国、涉及诸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已由最初的个体自发行为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自觉活动，它构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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