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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忽必烈抓住时机明确承认察合台后王八剌、术赤

    者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既有权益为条件，争取他们对持。他宣布，自阿姆河西至马木鲁克疆界的塔吉克地面当归旭烈兀统治守卫，自阿勒泰山至阿姆河之地则由阿鲁忽镇守。至此，除术赤后王早已分治于钦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区、波斯和呼罗珊也正式从大汗直接领有的国土中分立出来，成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国。但是此时势弱的忽必烈只是那样的说着，并没有达成自己的目的，不过夜算是有效的分化了海都内部的统一。

    在海都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之时。东路军由药木忽儿、术赤后王合剌察儿统率自和林逾漠南进。西路军由海都亲自统领，直指六盘山，意在接收四川退屯该地的原蒙哥攻宋主力，这支军队在蒙哥死后曾归阿速台节制速台投奔漠北后，一直控制在阿里不哥的大将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手里。

    海都的左路军以察八儿为帅且直接威胁最为富庶的中书省，因此忽必烈派伯颜亲自领军逆之，而以移相哥、纳邻合丹为其前部。移相哥军击溃药木忽儿和合剌察儿，阿里不哥只好匆匆退回和林。其时约在当年初冬。当时和林城的残破或许相当严重，所以到达不久，海都便南至汪吉河冬营地为短期休整。

    海都大军从他们的吉利吉思、谦州大本营南进，结集在和林北面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之下在唐麓岭（今唐努山）以南巡弋渐形成对吉利吉思的军事包围，双方不断交战军一度进至位于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源）、兀速水（今叶尼塞河上游支流乌斯河流域）一带。

    元政府不断向别失八里增兵，力图收复天山南路诸城。海都之子察伯尔也逐步改变已恪守多年的拥兵观望立场。禾忽子秃古灭袭攻哈剌火州掠附近地区。海都之子察伯尔遣八把率众三万攻幹端，刘恩以众寡不敌，破围退师。元军虽然丢失了斡端，至少北道的曲先（今新疆库车）这时仍被元军控制着。

    都哇、不思麻领十二万，击败诸王阿只吉，进围畏兀儿亦都护所驻之哈剌火州。围城之战持续六个月。城中食尽。火赤哈儿亦都护献女求和。

    都哇解去。忽必烈遂派伯西巡，取代阿只吉，负责别失八里军事。

    海都之子察尔以偏师袭阿勒台山地区，自率主力由阿力麻里东进，在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与元军交战，击溃元军，掩杀至哈密力之地。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这时屯驻于哈密力，战死。进攻别十八里，与公直战于洪水山，海都大军诈败。在追击败军时，公直因孤军深入，援军不至，公直陷死在叛军中。此后亦都护移治甘肃永昌。海都之子察伯尔不久退回。元军重戍于畏兀儿之地。斡端也再度回到元朝控制下。

    为了进一步的改善经，发动一切可用的资源备战。忽必烈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右丞相安童奏请不用桑哥，别相贤者，不听。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同年十一月，进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于是独揽了朝廷大权。

    桑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首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

    参政郭佑被“多所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桑哥当总制院使时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

    当时凡仓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

    桑哥遂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十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两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

    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蕃外）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在桑哥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提出又一项措施，即增加赋税：盐课每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为五十贯；茶课每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增额十万锭，大增商税为25万锭；有协济户18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

    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

    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系指怯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

    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芶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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