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中篡改的历史(一)-《抗战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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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5年底,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后,便积极着手与**取得联系。就在这时,他的亲信、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提交了一份有关**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使他了解到了**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他立即指令邓文仪迅速返回莫斯科与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对王明说:蒋先生看到你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及有关文章后,于是决定同**谈判。接着,邓文仪按照蒋介石提的旨意提出了国共再次合作的三项条件:(略)
1936年1月,国民党派出特使董健吾密赴延安,在西安受阻。张学良电询南京,核实他的使命后,派骑兵护送到**所在地瓦窑堡。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张闻天、彭德怀等经过研究后、于3月4日至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谈判条件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是**中央向南京政府当局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
尽管董健吾的陕北之行极为机密,但仍为阎锡山所知晓。他致电责问宋子文.并认为这是南京联合共军打晋军。
受蒋之命.陈果夫、陈立夫也指派其亲信曾养甫等寻找与**联系的渠道。1935年11月,曾养甫找到他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湛小岑,简单明了地嘱托他“打通**关系”。
1936年8月27日,张子华携带曾养甫的信及同国民党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到达陕北。31日、周思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同时商议:“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对他们联共抗日之举给予了赞许,信中写道:“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困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这就是片中周思来给陈立夫一信的来历。
9月20日,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风尘仆仆赶到广州,一并交予曾养甫。27日,曾养甫约张子华商谈,说南京方面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希望周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与之会谈。第二天,张子华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央。10月8日,**中央复电表示:周恩来可以飞住广州谈判,但国民党政府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1)须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
(2)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
曾养甫获悉来电后,立即办好了周恩来南来的护照,请张子华速送陕北、同时要他向**转达国民党的四点承诺:“(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同;(3)**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4)即派人具体谈判。”
10月14日,张子华急速赶到西安,向叶剑英作了汇报。第二天.叶剑英将这些情况电告**中央。**中央从这四点承诺中认为国民党有些谈判诚意,又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的消息。于是要张子华与国民党交涉,请蒋介石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实际上.蒋介石此时不仅缺乏谈判诚意.而且还想重走军事”剿共”的老路,因而周蒋谈判未能实现。
9月底,**中央开始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0月初、该草案正式形成。《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合作的步骤、方法及组织形式等问题。实际上是**中央初步确定的国共谈判方案。10月14日,潘汉年携带此文件及上述信件到达上海,就任“**上海办事处”主任。10月22日、*致电潘汉 年,告知南京已同意他会见陈立夫。11月7日,*致电潘汉年,通知他以**正式代表资格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正式举行会谈。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明显的是“收编”,潘汉年指出**的立场是合作,决不是“收编”。谈判僵持。
同时,**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抱任何幻想,一方面作出适度让步,努力促成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则决定以军事粉碎蒋军的进攻,迫使蒋介石真正回到谈判桌上来。1936年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会》。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即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西北地区的狂妄计划,对促成国共继续谈判和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16日,陈立夫邀请潘汉年到南京谈判,谈判仍无结果。11月22日,*、张闻天复电潘汉年通报了中央的策略:“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当日.张、杨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充分表明张、杨完全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不得不发动此事变,“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为了进一步研究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央于12月19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强调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洱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张闻天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在当天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表明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即“坚决停正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飞抵西安。在宋氏兄妹的开导下、蒋介石权衡利害关系,开始采取合作态度。他委托宋氏兄妹作为他的全权代表与西安方面谈判,并暗示愿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同时他提出,对于商定的条件,以“领袖人格”保证执行而不作书面签字。
12月23日上午,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国**三方面举行正式谈判。南京蒋方代表是宋子文。在基本8条谈妥后,周恩来于24日晚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在《周恩来选集》73页中有以下记述:
蒋介石向周恩来作了三点表示:
(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2)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解决一切;
(3)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1936年12月28日,*代表**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针对蒋介石在12月26日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公布了蒋介石所允诺的条件。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践诺言,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1937年1月8日,**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召开全国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通电指出:
“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
“1936年12月26日,当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的时候,举国欢腾的热忱是令人感动的。自从1926年北伐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却因此而改变。”
这个举国欢腾的热忱是因为蒋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呢?还是因为蒋接受了**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呢?
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这个震撼所表达的意愿是什么?显然不是[先安内后攘外],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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