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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偶然在网上发现这篇文章,几年前写的。文中涉及到对拙作《国画》的评价，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贴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一阅。文章没有署名，有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在此向作者致谢！有朋友在评论里生气,说了些激愤的话,大可不必。这是网友的文章，他说说自己想说的话而已。（这是王跃文老师加的按语）

    中国现代文学起源于清末，在形式上以小说的兴起为标志。历经了一百多年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断在反叛与反叛之反叛中徘徊前进。在小说方面无论精神内核还是技术思维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被一个西方文艺及其理论渐进的过程。不难发现，在此影响下的小说试验与反叛最终导致了文本本身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这一普遍现象。本文以小说《国画》为点，通过对其现代性及其缺失的分析，衍射涉及与之相近相关作品，试图寻找中国小说多元发展的走向之一。

    一、谴责小说的流变中国文学长久以来自觉承担着超越文学范围的使命与负担。作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舆论界之骄子”的梁启超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了小说这一治世良药，他不无自信地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极力倡导寄托“政治之议论”的“政治小说”。此风气一开，天生具有美刺禀赋和文以载道精神的中国文人，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纷纷操持起了小说这一原本并不熟练的工具，尽情挥洒救国热情。“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文学在（近现代）中国作家的心目中从来都是‘有用’，文学有它沉重的负担。原本要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因为这一责无旁贷和义务反顾的超常负担而变得沉重起来”2。在“有用”这一指导思想下，连《茶花女》、《福尔摩斯探案记》这样的西方通俗读物，在翻译引进之后，也带有强烈的教化功能。由此，中国现代小说自萌芽起，就在负载现代史和追求现代性这两大主题中发展和完善。

    于此时兴起的“谴责小说”直接继承了《儒林外史》的精神与技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3，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篇为最高成就。胡适认为，清末的社会小说（即鲁迅所谓“谴责小说”）绝大都是学《儒林外史》。而“19世纪晚期的中国社会要比吴敬梓这部著名小说所描绘的18世纪世界的危机更为深重。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明显相似之外，清末小说中还出现了一种更令人震颤难忍的峻急音调和一种更为忧郁的大难临头之感”4。这种沉重感的营造本身取得了一定艺术成就。然而，由于缺少技术革新和现代道德理想的支持，“谴责小说”逐渐沦为揭人隐私、漫骂攻击、相互影射的“黑幕小说”，最终流于下品直至消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良好形式下，在经济建设取得可喜成就同时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许多以暴露、反思社会现象以及制度的作品应运而生。此类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1、多以当代转型期的变革社会为叙事背景2、多围绕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编织故事3、故事人物多有正邪分野。我们仿佛看到了近一个世纪以前到达鼎盛的文学样式重新活跃起来。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整体呈现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化叙事、社会关注转向个体关注的走向，但是，“忧患是它（中国文学）永久的主题”5。“中国作家把中国的困境看作是中国所独有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6。中国作家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历史与民族环境的催化下，必将继续延续和发展谴责小说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它的特殊性体现在两层含义，第一，基于热切的社会关注，对现世层面倾注了过多热情，束缚了作品的艺术想象力，使作品难于真正进入对永恒的、世界的命题层面；第二，也正是因为建立在良知与责任之上的强烈的社会关注，使得作品充满忧患意识，真挚而沉重。其中代表作品，陈放作品如《天怒》、《都市危情》，始于暴露终于暴露，缺乏艺术美感和深层思考；周梅森作品如《省委书记》，在主旋律的基调下很难作惊人之笔；被改编成电视剧红极一时的陆天明作品《大雪无痕》则带有较强侦破色彩，全靠情节取胜，而且过分渲染个人英雄，没有进入大文化背景进行思考，终究昙花一现。加之今年来热播的同类型电视连续剧，如《苍天在上》、《红色康乃馨》、《黑洞》等等，无不或多或少地重复着以上问题。

    湖南青年作家王跃文经过创作《官场春秋》、《十面埋伏》（王跃文注：这不是我的作品，作者记错了）一系列所谓“官场小说”的磨练和积累，打造出了在同类型作品中处于领先地位的长篇小说《国画》，大大拓宽了这一文学样式的思路。但是非常遗憾，王跃文之后创作的如《梅次故事》、《清河故事》(亦不是我的作品,王注)等多部作品并没有沿着《国画》开拓的新视野向纵深发展，而是回到了老路，即炫技似的对官场世故进行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这无异于买椟还珠舍本逐末。由此，我们对《国画》的审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对谴责小说在新时期发展的思考。

    二、点评《国画》

    “书名《国画》是个容易误解因而不太巧妙的双关语：当代中国的漫画”7。这种说法并不客观。事实上，作品本身漫画成分较少，即缺少一种诙谐幽默的情趣来面对写作对象。从题解上看，名曰国画实则画国，眼明的读者一目了然。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比例很大的一部分，直接浸泡在文学、哲学中的国画艺术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民族精神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学。这一点直接为《国画》注入了文化含量，也是一个很容易借题发挥的立足点。王跃文为之花了很大力气，整篇一开首就是：“画家李明溪在看球赛的时候突然大笑起来，怎么也止不住。……当时朱怀镜并没有想到就是李明溪这狂放的笑声无意间改变了他的命运。”8可谓先声夺人。开篇中李明溪的狂笑使得作为副处长的朱怀镜有机会送画给处长刘仲夏，进而送画给柳副秘书长，但是，刘仲夏和柳子风都没有直接影响到朱怀镜，这里的影响当然是指官本位意义上的影响。（朱怀镜的步步高升好像仅仅起源于一次装腔作势）小说中重点提到了四幅国画：李明溪戏弄刘仲夏的《藏春（蠢）图》；李明溪和吴居一合作的《寒林图》；李明溪作《荆都五个人》；卜未之老人藏品石涛的《高山冷月图》。可以说这四幅国画对主角朱怀镜的仕途生涯没有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对小说情节推动也并不重要。国画被作者自觉地摆放在了重要位置，但是却没有成为小说情节和内涵层层深入的密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王跃文选择了一个较高的--＆网--，但是站在高--＆网--上没有把优势进一步展开。

    这样，小说世界就逐渐出现了明显分野，即以政府官员为主的世俗世界部分，以及李明溪、卜未之、曾俚三人组成文化世界部分，两个世界呈现对立并行势态。王跃文似乎在用两只手写作，一方面是他熟悉的官场世故，一方面是他自己也感到迷茫的道德理想。

    前者是王跃文的强项，这是对生活经过提炼的复制，他的精雕细凿和虚实相生让人叹为观止，仅就这个部分来看王跃文也是高人一筹的。比如在小说故事中举足轻重的皮市长，皮市长的每次出场都是和“笑”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玄机回味无穷，全是国画以虚御实的笔法。

    但是，在这个层面的领先不足以支持《国画》在技术和精神上的现代性，于是王跃文开辟了第二层世界，即“着重写出了文化与良知的存在”9。在解读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发现了王跃文明显不足的底气，以另一个极端的形象曾俚为例。“曾俚神色严肃，说：‘至少我认为，顾准本可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却在他生命的盛年过早地被迫害致死了……他们要提前语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10曾俚对顾准的认识可以说不新鲜也不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作者自身的文化层次。曾俚是勇敢的斗士，但是就小说给出的事例以及曾俚文章来看，他并没有摆脱传统旧文人的影子。王跃文选择曾俚作为道德理想，作为稀有的“文化与良知”的载体，自己就首先宣告了这个道德理想的破灭：“（朱怀镜）：‘曾俚，我佩服你的道义。但我跟你说，官场中人的思维方式就是面对现实处理问题，别的以后再说，甚至永远不说。’”11曾俚最后在伦理和世俗的压力下低头，说明王跃文深刻认识到了在这样一幅国画面前此路不通。

    小说结尾处，朱怀镜驱车寻找且坐亭，但是目的地却如桃花源一般找不到入口了。其实暗示着王跃文自己的迷茫，他在现实的国画世界里找不到灵魂的栖息地，找不到即能安身立命又能保全灵魂的依凭，于是他只能留下“黄昏之叹”12。这种遗憾对于王跃文来说实在是不能苛求，因为他的或者说与之类似的作家的文化背景不具有打破“黄昏之叹”的元素。“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对人的黑暗荒谬虚无持拯救态度。”13持有这种态度并不罕有，问题是持有这种态度的背后究竟有没有支持这种态度的精神资源。“（中国作家）没有索尔仁尼琴式的抗议，没有卡夫卡和陀思陀耶夫斯基式的焦虑和担忧，没有托尔斯泰式的悲悯与拯救。”14摩罗在不断告诉我们，我们缺少的是什么，而没有说我们真正能够达到的是什么。他同样也是迷茫的。

    三、国画现代性及其缺失“我们可以把三种变化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角度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精神上患病的民族；第二，中国现代文学中反传统的立场……是出自对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思考；第三，虽然它反映出一种对社会－政治产生的极其强烈的痛苦感受，但它那种批判观念则具有相当浓厚的主观性”15。

    现代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李欧梵提出的三点现代标准，大致可以反映清末直至二十世纪末谴责小说相对传统小说的特点。《老残游记》一开篇就把中国暗喻为一只面临沉没的航船。《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满纸男盗女娼魑魅魍魉。相对传统小说而言，这些特征固然可以称的上是“现代性”，但相比《国画》，后者则显现出了与之相对应的现代性。

    在此，我需要提出我理解中“现代性”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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