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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佣既巧遇苏轼这种渴望已久的人物，自然放弃了连夜摸上燕子坞的想法。当即辞别了宜兴知县，与苏轼同返他在此的田庄。

    苏轼所居已近太湖，倒让赵佣又小小的高兴了一把。当夜歇息一宿，次日起来用罢早饭，便与苏轼对坐弈棋。他这是偷奸耍滑，知道自己就算再能耐，碰到苏轼这种“天灾”级别的“开山怪”，恐怕也得吃鳖。因此便拣了人家最不擅长的一面，来做“交流”。想他那段延庆与范百龄常年摧残下的手段，自然杀得苏轼丢盔弃甲。这苏轼却也一如所言，当真是“胜固欣然败亦喜”，实在让赵佣佩服无比。因而一边对弈，一边与苏轼谈说风土人情，如今朝政。实在是他当初学得历史不够详细，此时不由奇怪，以苏轼这种名满天下，才华横溢的人物，自己老爹怎么会把他放到这种地方归隐。

    苏轼也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与能影响皇帝的人畅谈胸中政见。随着二人的战局，谈谈说说，赵佣已渐渐明白了苏轼隐居的原因，并对他的政见有了大致了解。

    苏轼的被贬，纯粹是因为被那些拍皇帝马屁的小人所构陷，加之皇帝信奉的是王安石那套改革“法制”的理论，与苏轼所主张的，关键在于改革“吏治”的观点大相径庭。因此苏轼向来不讨皇帝欢心。而他本质上，也还是个改革派，却又与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观念不合。因此他在朝中虽有些威望，但实在没什么势力。一旦遇害，自然如墙倒众人推，虽有几个人保他，奈何皇帝成心打发他走，连带着说情的人也被贬了。而他的政治观点，却是让赵佣觉得眼前一亮。

    他暗暗思索，知道无论是自己老爹与王安石一派，还是眼前的苏东坡，他们的政治观点，其实都是有失偏颇的。当然，如老师司马光与富弼、文彦博等已经老迈的所谓“庆历新政”一脉，也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一支政治力量，更不可取。自己想要有所作为，该当怎么办呢？

    苏轼见他忽然半天没了言语，也不走子，显然是走神了。便把手中棋子轻放盒中，轻唤道：“殿下！殿下该你行棋了！”

    赵佣回过神来，尴尬一笑，落了一子后道：“东坡先生的观点，的确针切时弊。但你可否想过，吏治乃是因人成事。可能这批官员清明了，到下一批又出来一些贪墨舞弊的官僚，如此循环往复，究竟用何种方法才能保证长期的清明呢？”

    苏轼也知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他此时年过半百，已不是当年热血膺胸的青年。此时看多了人生百态，老于世故，知道光凭圣人教诲或者一时的手段，不见得能清明吏治。奈何他也无妙策良方，因此才有当年的心灰意冷。此刻赵佣问到这关键之处，只得长叹一声：“殿下问得好，可惜下官的确是苦无良策啊！”此语唏嘘之情，感染了赵佣，也是一声长叹。盖因他深知其中难处，纵使后世信息发达，制度优越，尚且时有官员不法，何况是这封建时代？自然难上加难！

    又交换了两手后，赵佣却心有不甘的继续说道：“所谓整顿吏治，在佣看来，究其根本，其实无非三个方面：一为职权结构，二为人心教化，三为上位者的监察力度。东坡先生以为然否？”

    苏轼略思索了下，道：“后两个，下官倒还明白，这职权结构，却有些不大明了了。”

    赵佣便给他解释：“所谓职权结构，是指朝廷给予官员的权力与他们的职务。如现今的地方官，一个小小的县令来说，一县之内，土地赋税，生杀大权，生员保举，尽皆经手，虽然朝廷有法度在，可一旦其官舞弊，则形同虚设，他自然有办法应付。这就是吏治**滋生的根源了。试想如果能把这些权力分离，如有专管赋税的，有专司断案的，有专管科考的，如此，情况是否会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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