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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

    “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

    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

    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没躲得及。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

    “怎么啦？”果然。

    我刚说了个头儿。

    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入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

    “像我怎么样？”

    “像你那样老于世故。”

    “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

    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

    又谈崩了。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我拐了个弯，去京门大厦的机房找老彭诉苦。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一，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的味儿进不去人。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四十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气只有一条睡袋。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淫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过。”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节目播出后，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

    小项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组织者、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小项说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雨过地皮湿，没渗入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惩办完个别人，戒毒所换个牌子，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

    不过我觉得这没办法，处身的环境决定如此，就像小项说的：“一个饥饿的人，赶紧吃上一顿肉就能活命，这时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脍不厌细，只能端上一碗颤巍巍的红烧肉。”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

    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

    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

    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还对症下药，送我一本《金刚经》，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方丈。

    小时候看《少林寺》，真讨厌老方丈，他问李连杰：“戒淫欲，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里定情的信物，眉尖耸动，姑娘在门后看着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没完没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头走了。

    挺荡漾的心，你让人家持什么持啊你说。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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