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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表姐刘玉芬本来应该是我表妹。

    那年秋天一个光线很暗的黄昏，舅妈在给生产队的耕牛喂草，一头因常年吃不上精饲料而气急败坏的公牛突然发作，一蹄子踢到舅妈挺起的肚子上，刘玉芬在牛圈里出生了，比预产期早了一个月，比我早出生一天。

    表姐刘玉芬读到初二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老一辈的乡里乡亲说她长得像画里的人一样，十里八乡年轻一辈见过的最漂亮的美女也就是样板戏里的那几位，所以他们以孤陋寡闻的见识，就我表姐刘玉芬的长相争得面红耳赤，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刘玉芬比样板戏里的李铁梅、江水英、方海珍要好看得多，多在哪儿？没人能说得出来。同在初二（1）班的同学于耕田悄悄地对我说：“刘玉芬像电影里的海霞。”

    表姐刘玉芬长着瓜子脸，笑起来眼睛、眉毛会跟着一起笑。夏天的时候，我和于耕田晒得像被压迫的黑奴，而表姐刘玉芬脸上白里透红，怎么晒也晒不黑。我问表姐为什么，她站在毒辣的阳光下，抹着一脸的汗水，很委屈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又没戴草帽。”

    那时候地里的庄稼跟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从种到收，整天萎靡不振、半死不活，乡下最好的年景也得缺三个月口粮，所以我们活着的目光一年四季基本上是盯着粮食和饭碗，而不是盯着姑娘。于耕田在课堂上畅想共产主义幸福情景时说：“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顿顿能吃上五碗干饭，肚子撑得像地雷，一碰就炸！”

    于耕田的父亲是个瘸子，母亲是个瞎子，每年冬天，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饭，今年刚进入腊月，家里就揭不开锅了。一个雪后放晴的早晨，我和表姐刘玉芬在村口遇到了站在风中瑟瑟发抖的于耕田，十五岁的于耕田瘦得像一只瘟鸡，脚上的灰蓝布鞋已经开裂，露出了冻得青紫的大脚趾。他抹了一把鼻涕，从草绳捆着腰的怀里掏出一张纸条，对我说：“灶屋两天都没冒烟了，借米也借不到，你帮我跟王老师请个假！”

    我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王老师，请假要饭一天！于耕田12月26日。”

    我觉得要饭挺丢人的，迟疑了一会儿，把假条塞回于耕田的手里：“你自己交给王老师吧！”于耕田苦着脸说：“我怕王老师不批假。”

    这时，站在一边的表姐刘玉芬一把抢过假条：“我交给王老师！”

    自刘玉芬帮于耕田请过假后，我发现于耕田对表姐有些上心，每天在村口非要等刘玉芬来了，才肯去学校。有一次，我眼睛的余光看到走在身后的于耕田将一个烤熟的红薯悄悄地塞到刘玉芬手里，动作隐蔽而迅速，刘玉芬不仅没有拒绝，脸上还有些激动。

    寒假前一个有霜的早晨，阳光软弱无力地照亮了村里荒凉的屋顶和冻僵的麦田。我说：“时间不早了，得赶紧去学校。”于耕田用走资派般死不改悔的口气说：“等刘玉芬来了一起走！”

    表姐刘玉芬那天没来，我们到学校时，光棍一根的王老师没追究我俩迟到，却把于耕田拉到一边没头没脑地教训了起来：“你请假要饭，为什么让刘玉芬送假条？”

    刘玉芬不读书了。王老师为此上门做了家访，问刘玉芬为什么。刘玉芬声音很低，语气却很坚决：“城镇户口毕业了能招工、当干部，我们农村户口读毕业了还是回家种田。”

    于耕田听说刘玉芬不读书了，他也死活不愿读了。那天我们三人最后一次在村口碰面时，于耕田义愤填膺地说：“我们读再多的书，也不给你当革命的接班人，只给你一根扁担，挑大粪！我要是再去读书，我就是乌龟王八蛋！”我看到表姐刘玉芬虽然没说话，却激动得满脸通红。

    读初三的时候，我们村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2

    舅舅在公社农机厂食堂烧饭，表姐刘玉芬帮忙淘米、洗菜、烧火。

    于耕田也没去生产队干农活，他到河里、水塘里捞鱼摸虾，聚多了，隔三岔五拎到县城或集镇上去卖钱。听说于耕田不想读书了，瘸子父亲和瞎子母亲感慨万千，都说儿子长大了，他们对于耕田主动辍学表现出了相当的兴奋和激动。

    我父亲虽然是一个乡村木匠，但他新中国成立前在南京国民政府大楼里修过楼梯和木地板，据说还见到过蒋委员长的背影，是见过大世面的，所以他要我继续读书：“总统府里的哪个大官不是读过书的？读书无用，不读书更无用！”

    我舅舅其实就是读过书的人，正宗六年制高小毕业，全村最高学历，1949年参加土改工作队；1950年在县镇反办公室帮着整理和抄写即将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材料；1957年因说了一句“每亩一千斤都收不到，哪能收十万斤”被定为右倾分子，开除公职，回到乡下种田。舅舅由城里户口变成乡下户口，丢了城里人的身份，也丢了吃供应粮的饭碗，每个月三十二斤大米、半斤油，还有逢年过节时的白糖票、花生票、布票、肉票、肥皂票、香烟票，全都没了。舅舅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要是早知道说一句话会丢饭碗，用老虎钳也别想撬开我的嘴巴，我宁愿咬断舌头也不说！”

    舅舅回到乡下后，娶了我乡下的舅妈，一口气生下来四个农村户口的孩子。舅妈在一些饿得饥肠辘辘的夜里浮想联翩地对舅舅说：“你要是在城里吃皇粮多好！”舅舅在黑暗中叹着气：“我要是在城里吃皇粮，哪会娶你？”

    成为农民几年后，已没人关注舅舅这个右倾分子了，大队要成立革委会，缺主任，全村都知道舅舅有文化，在城里吃过供应粮，公推舅舅出山。舅舅对前来筹备大队班子的公社书记说：“1957年我是右倾，被开除回来的。”公社书记想了一会，说：“你是有文化的人，不能当主任，那能干点什么呢？”舅舅说：“书记，我家里孩子多，口粮不够吃，我想到公社食堂烧饭！”

    我舅舅就这样进了公社农机厂食堂烧饭，一烧就是八年。其中我表姐刘玉芬帮着烧了三年半。

    刘玉芬到食堂帮忙，厂长说：“你丫头来烧饭，没意见，烧饭每个月六块钱是早就定好过的，一分钱不能加。”烧饭虽没报酬，但女儿不受风雨太阳之苦，还能吃饱饭。舅舅说行。

    于耕田喜欢把鱼虾卖到镇上的农机厂食堂，价钱比镇上要便宜三分之一。卖了几次后，舅舅说公社农机厂由一帮铁匠、木匠造的手扶拖拉机一台卖不出去，没钱天天吃鱼虾，叫于耕田不要来了。于耕田嘴上答应，可腿上却不由自主地又来了，直到有一天，刘玉芬跟于耕田在食堂外面叽叽咕咕地说话，忘了把灶膛里的火熄掉，一大锅米饭烧煳冒烟了，舅舅这才发现了苗头有些不对，他操起厨房里的菜刀，将一身鱼腥味的于耕田轰出农机厂大门：“你要是再来，我砍断你的腿！”

    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刚卖了鱼的于耕田在街头拦住了我，他托我将一双尼龙袜子带给刘玉芬，我有些犹豫，于耕田买了六毛钱卤猪头肉在我鼻子正前方扬了扬：“你舅舅要砍断我腿，腿断了，捞鱼摸虾的钱就挣不上了。你尝尝看，这猪头肉香不香？”我拼命咽着嘴里泛滥的口水，无济于事地僵持了不到两分钟，一伸手，抓起猪头肉和尼龙袜飞一样地跑了。

    刘玉芬接过蓝底紫花尼龙袜的时候，手足无措，一会儿往左口袋里塞，一会儿又往右口袋里塞，她攥着袜子心虚地问我：“我能要吗？”我隐隐觉得这双尼龙袜子有些不怀好意，但吃了于耕田的猪头肉，嘴有些短，就很含糊地回了一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要。”

    舅舅知道刘玉芬脚上的尼龙袜是于耕田送的，气得脸像袜子一样青紫，他对表姐刘玉芬没发火，却把一腔怒火发到了我的头上：“你都是高中生了，又不是看不出那小子心怀鬼胎，你居然充当帮凶！”

    舅舅花三块钱在镇供销社买了一双红底蓝花的尼龙袜子给刘玉芬穿上，那是他们父女俩起早贪黑烧饭半个月的报酬。我把洗干净了的尼龙袜退给于耕田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手里攥着袜子如同攥着一份残酷无情的休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1978年冬，我即将高中毕业，高考恢复了，这个时候，我早已无心关注于耕田和我表姐刘玉芬之间的儿女情长或英雄气短了。元旦前两天，于耕田找到我，他叫我带一张电影票给刘玉芬，县电影院元月1日中午12点30分的，是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全县人都快看疯了，里面男女抱到一块亲嘴，胆子真大！”这时的于耕田很自信，他用卖鱼虾的钱买了我们大队第一辆自行车，“长征”加重车，就凭这辆豪华自行车，全公社的漂亮姑娘于耕田可以随便挑。

    我说我要复习考大学，没时间去送电影票。于耕田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塞到我手里：“你复习太苦，这钱拿去买两瓶补脑汁喝，考走了最好，考不走，我把摸鱼虾的手艺教给你，闭着眼睛一年挣六七百，比公社书记的工资都高。”

    我揣着电影票走到农机厂食堂门口时，舅舅将我堵在了油污很厚的门边：“这么早你来干吗？”我心里做贼似的说：“找表姐。”听到声音的刘玉芬从厨房里跑出来，很兴奋地塞给我一个馒头：“早上食堂剩下的，还热着呢。”尼龙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舅舅的神经，他用像鹰一样的目光盯着我，我支吾着：“没什么事，走到厂门口了，进来看看！”我手里攥着电影票，接馒头时，其实已经悄悄地挨到了刘玉芬的身边，可舅舅寸步不离地贴着我，我毫无办法。刘玉芬似乎看出了我脸上的暗示，说了一句：“你明天放学走这路过一下，给你留一些锅巴，食堂大铁锅烤的，很香！”

    第二天，也就是12月31号傍晚放学，我又去了农机厂食堂，舅舅仓促地给了我一大块锅巴，叫我快点回家，我问表姐去哪儿了，舅舅说厂里元旦放三天假，去江苏扬州的姨娘家走亲戚了，姨娘五十岁生日。

    当晚我回到村里找到于耕田，他收起电影票，将五块钱重新塞回我手里：“你不要为她打掩护了，我知道，刘玉芬看不起我。”他抬起头，望着黑暗的天空，一字一顿地说道，“明天、明天我就离开这鬼地方，到县城去打江山，公社农机厂烧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于耕田去县城半年后，公社农机厂倒闭，正逢分田到户，舅舅和表姐刘玉芬卷起铺盖回家种田，我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

    从那以后，于耕田和刘玉芬就再也没有了任何来往。

    3

    舅舅家分了十二亩责任田，午秋两季，抢收抢种，披星戴月，其间的苦和累，在城里吃过供应粮的舅舅深有感触：“能说出来的苦不算苦，能说出来的累也不叫累。”乡下人都知道，干活累极了不能收住脚，只要一歇脚，人站着就睡着了。一次，表姐刘玉芬插秧回家吃晚饭，她捧着饭碗，吃着吃着，碗筷掉到地上，坐在凳子上睡着了。舅舅看到这情景，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

    从此，舅舅叫表姐刘玉芬在家烧饭，不让她下地干活了，舅妈有意见了：“这么大的丫头，不下田插秧，十几亩地，我一个人哪能插得完！”舅舅说：“还有我呢。”

    此后几年，三个表弟陆续初中毕业，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一个都没考上高中，弟兄仨前赴后继地回到了乡下。舅舅把三个表弟全都赶到了田里，逼着他们学农活，插秧、割麦、翻场、施肥。一段日子过后，累得半死的表弟们终于反抗了，他们说姐姐凭什么在家享清福，风吹日晒雨淋一点都沾不到。舅舅耐心地开导着三个儿子：“你姐姐给你们做饭，不是享清福，她也在干活，只是跟你们分工不一样罢了！”

    表姐刘玉芬对舅舅的这一分工也有看法，她在饭桌上说：“爸，我要下地干活！村口的广播喇叭里天天讲，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都有女孩子开飞机了。”舅舅也不解释，埋着头只说了两个字：“不行！”许多年后，我跟舅舅说起过此事，他对我说：“我一辈子一事无成，就生了这么个宝贝女儿，让我长了脸，十里八乡的谁不说玉芬长得像仙女！”他觉得要是让女儿受苦受累，沦为一个粗糙的农妇，那就意味着自己的一生彻底失败了。舅舅的大半生都被这一古怪的念头控制着并沦陷其中不能自拔。

    我舅舅想把表姐刘玉芬当作大家闺秀养，可“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改变不了乡村贫穷的事实，一家六口人的吃喝拉撒睡全得由表姐刘玉芬一个人张罗，挑水、轧米、烧饭、喂猪、种菜、掏鸡粪、洗衣服，一件都不能少，一天累下来，刘玉芬晚上倒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舅舅看着女儿的屋里无声无息，他觉得在这个家里，女儿像一个丫鬟，又像一个用人，舅舅摇了摇头，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叹气。

    表姐刘玉芬二十二岁了还没人上门来提亲，不是人家不想来，而是不敢来。表姐刘玉芬实在是长得太好，几年后的夏天我见到刘玉芬时一下子愣住了，她穿着红蓝相间的的确良衬衣，下面配一条蓝布裤子，脚上是一双白球鞋，一颦一笑，妩媚而不失清纯，艳丽而不失温柔，活脱脱一个中国版的山口百惠。那一刻，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刘玉芬生错了地方。

    舅妈很着急，乡下跟刘玉芬一样大的姑娘好多都抱上了孩子，她对舅舅说：“要不我们托老王庄的王阿婆撮合撮合！”舅舅情绪很败坏地对舅妈吼道：“你给我少废话，我们家玉芬不是剩饭剩菜！”

    小张庄的张聚财靠磨豆腐挣了不少钱，家里翻盖了三间大瓦房，还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他拎了一篮子豆腐很自负地托王阿婆到我舅舅家给他儿子张来财提亲，王阿婆摇了摇她那颗见过世面的脑袋：“何必要我白跑一趟？我说配不上就是配不上！豆腐你带回去。”

    我中专毕业后分到县建设局，当了一名绘图技术员，是我们大队唯一一个吃供应粮的，舅妈一度很糊涂地想把刘玉芬嫁给我，说是亲上加亲，读过书的舅舅知道表姐弟近亲结婚将来生下孩子要么是兔唇豁嘴，要么是白痴弱智，一口否定。我舅妈埋怨说：“生来丫鬟命，你把她当小姐养着。玉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1979年于耕田进城后不再钻进河湖港汊摸鱼捞虾，他干起了贩卖鱼虾的营生。我毕业分回县城后，他请我在一个苍蝇很多的小酒馆里喝酒。当他知道我月工资只有四十二块钱时，他把一大杯白酒倒进喉咙里：“你那点工资，还不够我抽烟！”他请我喝酒的意思是让我星期天回乡下探一探表姐刘玉芬的口风，要是她愿意的话，他想请刘玉芬到城里来看一场电影，摩托车专程接送。那时候于耕田刚花六千多块钱买了一辆“雅马哈”摩托车贩鱼虾，一辆车抵我十二年的工资。我说：“你自己跟她说去。”他摸了摸被酒精涨红了的鼻子：“老实说，眼下县城的人我根本不放在眼里，乡长、书记挣的钱没我的零头多，我现在也是有面子的人，刘玉芬要是回绝了我，我这脸往哪儿搁？”我说：“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跟她联系？”于耕田说他进城后，几乎就没回过乡下，只在年三十晚上回乡下跟残疾父母吃个团圆饭，丢一大把钱给他们，初一大早就进城跟一帮朋友玩去了。农村对于于耕田来说，是一个刻在心里的伤口，是一块烙在脸上的伤疤，乡下人身份、残疾人父母、被拒绝的电影票以及舅舅操起菜刀的凶狠都让他无法面对，他没有足够坚强地对抗命运的摆布，他只好用鼓起来的口袋和嚣张的语言摆平自己的内心。

    星期天回到乡下，我去舅舅家串门，顺便送了两双单位发的劳保手套过去，已是初冬时节，田里的稻子收割干净，小麦也种下去了，乡下人有了片刻的空闲。舅舅让表姐杀了一只鸡，中午陪我喝酒，借着酒劲，我说起了于耕田在城里的风光，言语间多少有些夸张，表姐给我夹了一块鸡腿，说：“好几年都没见到过于耕田了，没想到他还真有两下子，连摩托车都买上了……”舅舅打断表姐的话头：“他再有钱，也是农民，没有工作证，没有粮本子，在城里分不到房子，买不到煤球，吃米要到黑市上去买。他就像一个混进城里的特务一样，过的是鼠窃狗偷的日子。我在城里待过七年，只有我才晓得农民是贱民，是下等人。”舅舅突然把半碗酒一饮而尽，他用烈酒把刹不住的话咽了回去，“我不想说了，再说就该拉出去枪毙了！”

    临走时，我到厨房悄悄地对正在洗锅的刘玉芬说：“于耕田想请你到县城看电影！”刘玉芬涨红了脸，声音胆怯、语气含糊地对我说：“我听我爸的！”

    我哪敢跟舅舅说？回到县城，于耕田听了这消息后，将嘴里的烟头吐到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灭：“我要是找不到比刘玉芬漂亮的老婆，我就跳到高邮湖里自尽！”

    4

    于耕田没有跳高邮湖，他在高邮湖边贩鱼的时候救了一个跳湖自杀的城里姑娘林小玲。林小玲是县国有照相馆的洗印工，她爱上了一个刑满释放的国民党特务，而且年龄比她大二十多岁。正当她准备跟国民党特务结婚的时候，父母和哥哥将她痛打一顿并将她反锁在家里一个多月。国民党特务放出来后，已经离开县城，从此下落不明，据说是移居香港了。于耕田听了林小玲的哭诉后，安慰她说：“你为一个国民党特务跳湖，不值得！”

    于耕田用摩托车将林小玲带回县城后，两人就好上了。我在于耕田租来的房子里看到过林小玲，人长得比较妖艳，头发烫得像炸开的鸡窝，眼睛看人带着钩子，并且很轻易就能勾走男人意志薄弱的魂魄。平心而论，林小玲的相貌跟刘玉芬是没法比的。于耕田从我的眼睛里嗅出了我的不以为然，所以就显得很激动：“人家是城里姑娘，城里户口，有正式工作，刘玉芬算什么？乡下丫头！”出于亲缘的本能，我毫不客气地反击于耕田：“林小玲水性杨花，刘玉芬冰清玉洁。除了爹妈给她个城里人的身份，林小玲一无是处，送给我都不要！”

    我针锋相对地反戈一击，于耕田蔫了，自卑心理彻底暴露了出来，他给我点了一支烟，声音灰暗地对我说：“送给你你不要，可我打灯笼也找不到呀。你是城里的国家干部，我是乡下进城的一个小混混，父母一个残疾人，一个盲人，连乡下丫头都看不起我，你说我算什么？我狗屁都不是。”我看到于耕田眼睛里有些潮湿，也就没再给他雪上加霜、继续打击了，我违心地安慰着他说：“你别往心里去，我也是一时冲动，说话没了分寸。其实单凭林小玲看上乡下人这一点，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全县独一无二。足够伟大的了！”于耕田听我这么一说，脸上又弥漫起死灰复燃的神气：“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请你坐上席，在满园春大饭店摆上三十桌！你说，到时候我要不要请刘玉芬呢？”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于耕田对我说他想跟林小玲把婚事办了，我说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想到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城里姑娘就这么被一个乡下来的鱼贩子征服了，于耕田很得意，接着说了一通“城里人都是挣不到钱的花瓶”之类的狂话。过了一段日子，于耕田情绪低落地找我喝了一晚上闷酒：“我总算弄明白了，在城里人面前，乡下人再有钱，还是个乡巴佬，是臭鱼烂虾！”他说林小玲家里知道她跟一个乡下来的鱼贩子好上后，每天上下班都由她那位在县武术队的哥哥林国彪接送，绝不让于耕田有半点可乘之机。林小玲哥哥咬牙切齿地教训妹妹：“释放的国民党战犯政府都安排了工作，有城市户口，有工作证，有城市粮油供应证，乡下鱼贩子有什么？”林小玲的母亲解放前在县城“绣香楼”妓院当过伙食总管，她不胜感慨地对一家人说：“早知这丫头发神经病，还不如当初让她跟国民党特务一起去香港！”林小玲哥哥似乎有不同看法：“关键是国民党特务比我爸还大一岁。”于耕田说他上个星期天去过一次林家，买了四条带嘴子的“大前门”香烟、四瓶“古井贡酒”、四条高邮湖“白丝鱼”，还有四盒县城里最名贵的“荷花糕点”，于耕田毕恭毕敬地上门。可林小玲哥哥林国彪既不理睬，更不让座，他将手指扳得咯咯直响，挑衅性地将烟雾吐到于耕田的脸上：“你一个乡巴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打我妹妹的主意，你他妈要是不想缺胳膊少腿地多活几年，现在就给我滚！”我问林小玲什么态度，于耕田说她准备跟他一起私奔，我说奔哪儿去，于耕田很迷茫地说：“我也不知道往哪儿奔，家里的瘸子父亲、瞎子母亲怎么办？”

    五一放假我回到乡下帮父亲翻盖厢房，于耕田5月2号突然回来了，他直奔我家，将我拉到屋后的竹林里，神情焦虑地对我说：“你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把刘玉芬约出来！”我问：“约刘玉芬干吗？”他说：“请她去县城看电影。她要是不答应，我就跟林小玲私奔！”我说：“你这太荒唐了，总不能脚踩两只船吧！”于耕田将一条没送出去的大前门香烟塞到我手里，哀求说：“这辈子你帮我最后一个忙，好不好？”

    傍晚，我借口到舅舅家借梯子，扛上梯子后，我对舅舅说：“我带了一条大前门香烟孝敬您，出门忘了带，让刘玉芬跟我去拿一下！”舅舅听了这话非常高兴，表扬我说：“外甥比儿子孝顺！”

    我将表姐刘玉芬直接带到了我家屋后的竹林里，然后我悄悄地回家了。

    于耕田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反正招呼没打一声，人就不见了，刘玉芬也没来我家拿香烟。晚上我给舅舅送烟过去，舅舅接过烟，很诧异：“不是说香烟找不见了吗？”我说：“是的，家里翻盖房子，很乱，后来在水缸后面找到了。”

    舅舅接过烟乐颠颠地进屋向舅妈炫耀去了，我在舅舅家猪圈门口找到了正在摸黑喂猪的刘玉芬，我问她怎么不辞而别了，她声音幽怨地说：“都准备跟人家城里姑娘结婚了，还跑来约我看电影，存心欺负人。”

    我能听到黑暗中刘玉芬急促的喘息声，她觉得于耕田是找了城里姑娘后故意来戏弄自己，我说：“只有我知道，于耕田这么多年之所以拼命挣钱，就是为了你不小看他，为了你能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刘玉芬说：“我不相信。这么多年，他从来都没找过我。他有钱尽管找城里姑娘好了，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不知道于耕田约刘玉芬看电影为什么要扯上城里姑娘林小玲，简直愚蠢透顶。回县城后，于耕田对我说，他本来是想告诉刘玉芬，他跟城里姑娘林小玲马上就能结婚，可如果刘玉芬愿意的话，他就放弃城里姑娘跟她相好。他提林小玲是想说明在他心目中，刘玉芬比城里姑娘还好，可刘玉芬不相信。我说我也不相信，于耕田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我自讨没趣，我想最后赌一把，可我还是赌输了！”

    只有于耕田知道他跟林小玲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很荒诞，根本就不靠谱。林小玲喜欢刺激，而不是喜欢于耕田，家里反对她跟国民党特务结婚，她就找一个乡下的鱼贩子来激怒家人。当家人反对她跟于耕田结婚时，她先是答应跟他私奔。就在于耕田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那段日子，西门郭小五子打群架用刀捅死了卖臭豆腐的尤老三，林小玲一兴奋，就在于耕田回乡下找刘玉芬摊牌的那天夜里，跟杀人犯郭小五子私奔了。

    于耕田像一个来路不明的气球悬在半空中，没有根底，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自林小玲失踪后，于耕田就懒得去贩鱼了，整天在县城小酒馆里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有一天，他喝醉酒骑摩托车将一个扫马路的环卫工人的一只胳膊撞断了，并且自己摔断了两条腿。

    于耕田赔了环卫工人三千块钱，自己两次手术加上住院又花去一万多。出院后，于耕田元气大伤。我要请他喝酒压惊，他躺在出租屋那间没有温度的床上对我说：“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喝的是什么？”我说：“六十度的火烧刀子！”他说：“老鼠药。”

    5

    表姐刘玉芬的亲事是在于耕田第二次腿骨复位手术的那天定下的。躺在手术台上的于耕田，腿上少了一截骨头，心里死了两个女人。

    老王庄的王阿婆很有成就感，她眉飞色舞地对我舅舅说：“县煤建公司正式工，叫周克武，拿工资，吃皇粮，还能买到平价煤。玉芬长这么标致，就该嫁到城里去享福。”

    舅舅有些担忧地说：“可玉芬毕竟是乡下姑娘，人家哪能看得上呢？”

    王阿婆吐出嘴里的瓜子壳：“人家说只要长得漂亮，不在意农村户口。玉芬的照片周克武已经看过了，人家相当满意，他说你们要是愿意的话，下个月就结婚。玉芬都二十三了，早该嫁了。”

    我舅舅说，要是让玉芬高攀嫁个城里人，将来被瞧不起活受罪的话，女儿宁愿不嫁。王阿婆充分调动起自己的如簧巧舌：“吃香的，喝辣的，不遭风雨日晒，受什么罪？再说了，周克武都三十一了，能娶上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当仙女供着还来不及呢。”

    相亲的日子正逢五一放假，舅舅要我陪城里来的准女婿吃饭，说心里话，我不情愿，可拗不过舅舅，就过来了。一见到周克武，我头皮立即就麻了，这个卖煤球的皮肤虽然比煤球稍白一些，但腰身比煤球还要圆，错杂的黄牙咬住一根香烟，烟雾笼罩着一张僵硬而平庸的脸，混沌的眼睛里隐约闪烁着逼人的寒光，嘴上的一圈小胡子毫无来由地乱颤着，整个人看上去就应该是个打光棍的人。与于耕田的健康、结实、匀称、五官端正、机灵精明相比，周克武是不配坐在舅舅家上席喝酒的，他坐的位置应该是于耕田的。我真的不是故意腌臜周克武，他确实就是那样的造化。其实我舅舅一见到周克武，他的感觉比我更加糟糕。他在王阿婆云天雾地的渲染中，始终保持着沉默，我能感觉到舅舅见了周克武后内心的失望、矛盾、彷徨、犹豫以及掺杂其中的屈辱和痛苦，这个曾经吃过皇粮的农民，已经被土地和粮食压垮了腰杆和自信。

    喝酒的时候，周克武的赌咒发誓让舅舅绷紧的心稍有缓解，他站起来端起一大盅白酒敬舅舅和舅妈：“你们放心好了，刘玉芬嫁到我家，我不把她当老婆，我把她当妹妹。”我当时就觉得这简直就是废话，你是来娶老婆的，又不是来娶妹妹的，可我舅舅、舅妈却被这空头支票感动了，舅妈声音猥琐地说着：“我家玉芬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你多担待一些！”周克武拍着胸脯说：“没事的，刘玉芬嫁到我家，吃喝玩乐随她。我妈说了，要是我敢对老婆动一个手指头，就把我剁碎了扔到高邮湖里喂鱼。”周克武很不负责任地承诺着，那一刻，这个在厨房里偷看过刘玉芬美貌的城里光棍连抢人的心都有。

    舅舅在王阿婆步步紧逼的煽动下，心里很不踏实地收下了周克武的定亲彩礼，一套的确良衣裤、一块“宝石花”手表、两条“柳风”香烟、两瓶“槐阳大曲”，都是不需要开后门就能买到的，不过一百四十多块钱，算不上奢侈，舅舅不踏实的是周克武将来会不会兑现他的承诺。

    作为从旧社会成长起来的舅舅，他不可避免地继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传统，父母认准了儿女的亲事，与其向儿女征求意见，不如说是向儿女宣布决定。刘玉芬在听了父亲的决定后，也不敢提出任何异议。那天周克武临走前，舅舅叫她跟周克武见一下，刘玉芬乖乖地从厨房走到堂屋跟周克武见面，她只用眼睛扫了不到半秒钟，心里就凉了一大截。而周克武却用贪婪的目光自上而下地反复过滤着刘玉芬的身体，并停留在身体的关键部位久久不愿离开。

    周克武跟王阿婆走后，表姐刘玉芬把自己关进房里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舅妈发现刘玉芬眼睛红红的，以为女儿舍不得离开家，就安慰她说：“不要难过，女儿迟早是要嫁人的，你又不会去当尼姑，对吧？”刘玉芬没说话，她想跟舅舅谈谈，可站在舅舅的面前，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知道舅舅是不想让她日后受苦受累才答应了这门亲事，舅舅看着欲言又止的女儿，一下子全明白了：“你要是实在窝心的话，就把彩礼退了！”刘玉芬不知说什么好，她低着头，拎着一篮子青菜默默地走开了。

    假期结束前的一天晚上，刘玉芬跑到我家找我，我问她怎么了，她扭捏了好半天，才说：“于耕田跟城里姑娘结婚了？”我说：“林小玲甩了于耕田，跟一个杀人犯跑了。”刘玉芬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乡下人高攀城里人，真丢脸！”

    我说你一直不答应跟于耕田看电影，他才一气之下跟林小玲谈起了不切实际的恋爱。刘玉芬沉默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来意：“于耕田要是答应我跟他一起卖鱼，我就答应跟他去看电影。”

    回到城里已是晚上，我到荷叶巷于耕田的出租屋找到了他，酩酊大醉的于耕田抱着酒瓶倒在床上，昏黄灯光下的于耕田像一条死鱼。我把他从被窝里拖起来，把刘玉芬的意思说了好几遍，于耕田把酒瓶里最后一点酒全倒进喉咙里，僵硬着舌头说：“我是、是上岸就死的鱼，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吃下去死不了人，不吃、不吃谁也不稀罕这份营养。你告诉刘玉芬，我是条死鱼，卖不掉！”

    我想等于耕田清醒的时候再跟他好好说说，可连续好几个星期，要么找不到他，即使找到他也是醉醺醺的。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回乡下看望父母，母亲说，这段日子，刘玉芬每个星期天都要过来找我，问她什么事，也不说，我叫母亲不要问，话还没说完，刘玉芬就进来了。母亲走开后，刘玉芬也许从我冷静的脸上已经找到了答案，所以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快五个星期了，你都没回来！”我把早考虑好的话告诉刘玉芬：“于耕田到此为止。”

    又一个月后，刘玉芬跟县煤建公司的工人周克武结婚了。婚宴上，当我看到天生丽质的表姐刘玉芬被粗俗丑陋的周克武搂在怀里四处敬酒时，我的心里像有无数的蛆在爬行。

    刘玉芬结婚后的第三天，也许是第四天，于耕田找到我的办公室，他穿了一件崭新的米黄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看上去神清气爽，他给我点了一支烟：“还是你说得对，再喝下去，我就废了。酒戒了，西市口菜场的鱼档租好了，我准备跟刘玉芬一起卖鱼！”

    我告诉于耕田，刘玉芬已经结婚了，三天前刚嫁到城里，家就安在县白塔河码头边县煤建公司的院子里。

    于耕田一下子傻了眼，他回不过神来，呆呆地看着我，嘴里反复叨唠着：“不可能，不可能！”

    我说中午请他喝酒，他摇了摇头，然后转身一个人默默地走了。

    那段日子，我忙着绘制县法院办公楼的施工图纸，一个星期忙完后，我去荷叶巷找于耕田，房东说他已经退房走了。我到菜市场去找，市场管理处说于耕田租了一个鱼档，五十块钱定金都付过了，可等他来办手续，人却不见了。

    我有些担心起来，连夜回乡下找到于耕田家，于耕田瘸子父亲说儿子前些天晚上回过一趟家，丢下两百块钱，说他要去很远的地方做大买卖，一时回不来，每年他会寄钱回家，让父母不要担心。

    我对于耕田很有意见，离开县城至少要跟我说一声，他跟刘玉芬没走到一起又不是我造成的，我为他们穿针引线做过那么多辛苦而徒劳的努力。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我收到了于耕田从深圳寄来的一封信，他先是对不辞而别表示道歉，又解释说当时的心情糟透了，无心跟任何人打招呼，来到特区半年后，他才发现，他不属于县城，那地方太小了。

    我想给他回封信，发现来信没留地址。

    6

    表姐夫周克武平时还是挺好的，酒喝多了才会打老婆。而他一个月里酒没喝多的日子只有四五天，跟一个月的礼拜天天数大致相等，所以表姐刘玉芬不挨打的日子相当于礼拜天放假。我第一次在街上遇到买菜回家的刘玉芬，问她脖子上怎么青紫了一大块，她支吾着说：“晚上摸黑收衣服时被院子里的铁栏杆撞的。”那时候她结婚还不到半个月，我看不出她脸上有半点新婚的甜蜜，倒是一种难以掩饰的幽怨和落寞非常明确地暴露在早晨的阳光下，我对她说：“于耕田不在县城了。”她没接我的话，却说：“你要是有脏衣服，送过来我帮你洗！”

    大约是年底的时候，我们建设局肖局长在马坝乡大桥工地现场扭伤了脚，我去县医院看望局长，发现表姐刘玉芬也在住院，她的腿被丈夫周克武打成了骨裂。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腿上缠着绑带，一见了我，就像见到了家里的亲人，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问她怎么了，她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我看到她身体能动弹的部分在抽搐、痉挛。

    我坐到病床边，掖好被抖乱的被子，看着孤立无助的表姐，血直往脑门上冲：“你不说，我也知道怎么回事。只要你点个头，我现在就去把那个王八蛋给宰了！”

    刘玉芬一把拽住我的袖子：“求你了，别去！你打不过他。”

    刘玉芬终于承认自己从新婚蜜月起一直是在周克武的家庭暴力中度过的。周克武每天中午、晚上要喝两顿酒，三杯酒下肚，不打老婆就全身难受，就不能往下喝，打老婆是他下酒的另一道菜。

    周克武打老婆不需要理由，抬手就是一巴掌，常用语是：“你他妈的乡巴佬，晚上在床上好好把老子伺候舒服了，听到没有？”刘玉芬一开始不接话，周克武抓起桌上的盘子就往刘玉芬的头上倒扣下去：“你他妈的听到没有，老子是看得起你，才叫你这个乡下丫头来伺候老子的。”刘玉芬抱着被砸出血的头蹲了下去，点点头。周克武又飞起一脚踹过去：“你他妈哑巴了，说话，听到没有？”刘玉芬被踹倒在地，她声音低低地说：“听到了。”周克武走过来揪着刘玉芬的头发，像拎一捆稻草一样地将她拎站起来：“声音大点，听到没有？”刘玉芬提高声音说：“听到了！”然后她接着去锅台上给他炒菜。

    刘玉芬这次腿被打成骨裂，是有原因的。三天前的中午，刘玉芬炒花生米火候没把握好，炒出了些许焦煳味，周克武抓了一把塞进嘴里，没嚼几口，就将满嘴的花生米碎末吐到刘玉芬的脸上：“你这个乡下活猪，眼睛瞎了，连个花生米都炒不好。”刘玉芬抹着脸上的花生残渣，壮着胆子头一次回了句嘴：“你们煤球质量不好，土没掺匀，一会儿火大，一会儿火小。”其实刘玉芬刚说完就后悔了，她望着手里抓着酒瓶的周克武，腿筛糠似的颤抖着。周克武抬起被酒精膨胀起来的脑袋，目光在斑驳的墙壁上扫射了几个来回，最终停留在砖地上，挂在墙上的擀面杖掉到了地上。周克武冷静地对刘玉芬说：“把擀面杖捡起来！”刘玉芬小心地捡起擀面杖像捡起一颗地雷，她不知所措地望着周克武，周克武依然冷静地伸出手说：“捡起来就送过来呀！”刘玉芬瑟瑟发抖地将擀面杖送到周克武的手上，周克武接过擀面杖，抡起来猛地劈向刘玉芬的腿：“我叫你顶嘴！”刘玉芬一声惨叫，跌坐在蚂蚁乱爬的砖地上。擀面杖断了，刘玉芬的腿骨裂了。

    我突然觉得周克武打的不是刘玉芬，而是我，是我们所有的乡下人。听了刘玉芬的哭诉，我真想一刀宰了他，可我不会跟这种人动刀子，但我必须要严正警告周克武，如果再对表姐动粗，就对他不客气了。怎么个不客气？直到我站在周克武煤建公司宿舍门口时，也没想清楚。周克武见我来了，满脸堆笑，连忙递烟：“兄弟你来得真不凑巧，刘玉芬住院了，我马上要过去给她买饭，今天不能陪你喝酒了，改天过来，我俩一人一瓶对吹，怎么样？”

    我心冷冷的目光逼视着周克武：“我表姐是怎么住院的？”

    周克武讨好地给我点上火：“酒喝多了，失手打的。我不骗你，平时很少失手。”

    我将点着的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用脚旋转着踩得粉碎：“周克武，你信不信？我只要使个眼色，三个表弟就会失手把你捆起来扔到高邮湖里喂鱼。”

    周克武抹着脸上的虚汗，点头哈腰地说：“我信，我信。下次再也不敢乱来了。”

    表姐刘玉芬出院后想回一趟娘家，周克武给了她八毛钱做路费，刘玉芬尝试着说：“我爸爸风湿病犯了，我想买些糕点带回去！”周克武不耐烦地摆摆手：“来回车费三毛，剩下的五毛钱买些烧饼、油条，每人都有份。我养着你这个吃闲饭的已经够不容易的了，我不能养你全家。”刘玉芬不敢多说，她躲进房里抹了一把眼泪，跑到我单位来找我借钱，我问借多少，她说借一块钱。

    刘玉芬回娘家花五毛钱买了十只烧饼、油条，还有一块钱的桃酥，桃酥八分钱一块，共十二块，油纸一包，体面而阔绰，舅舅手里攥着桃酥就像攥住了女儿城里的幸福生活，刚吃了一口桃酥，腿脚顿时轻松，举步行云流水。舅妈和表弟们吃着城里的烧饼油条，都说太香了，表弟们说姐姐下次回来一定要多带一些。刘玉芬轻松爽快地答应着：“好的，下次给你们一人带十块。”

    吃晚饭的时候，舅舅看到刘玉芬不经意间停下手中的筷子发愣，他心里有些发毛：“玉芬，你怎么了？”刘玉芬突然一惊，回过神来：“爸，我没怎么呀！”在那个晚上，也只有舅舅似乎感觉到了某些看不见的疼痛在欢声笑语的背后发作。表姐刘玉芬一句没提及她婚后的城里生活和周克武对她的宠爱有加，没提意味着不能提、不敢提或不值一提。

    第二年春天，舅舅到县城找到我，叫我给他帮帮忙，我说我一个普通的小技术员能帮上什么忙，他说县里要卖一批城镇户口给乡下人，交八千块钱就可以“农转非”：“给你表姐买一个城里户口，她就是正宗的城里人了。”虽说周克武在舅舅面前拍胸脯说要把刘玉芬当着大小姐供着，但舅舅心里还是没底，他觉得刘玉芬没有城里户口，就相当于欠了周家一笔巨债，玉芬的城镇户口一解决，债就两清了，玉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周家的媳妇了。

    我每月工资四十二，每个月咬着牙存十五块，工作了三四年，存款才四百九十块钱，要到下个月才能凑齐五百。舅舅说：“那就借四百吧！等你一结婚，立即还你！你怎么还没谈到对象？”我把四百块钱交到舅舅手里：“我不想找城里姑娘。”

    舅舅拿了钱就匆匆走了，临走前他对我说，这次来县城没去刘玉芬家，不要跟刘玉芬说这事，我说，好。我问舅舅八千块钱有没有凑够，他说没有，眼下种责任田只能保证饿不死人，苛捐杂税太多，舅舅一家五个劳力，种了五年，积蓄还不到一千五百块钱，人均年收入不到六十块钱，相当于每月五块钱，每天一毛六分七厘。舅舅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丝毫曾在城里生活过的痕迹，他黝黑的脸膛和粗糙的双手注解着什么叫农民。舅舅说：“万般皆下品，农人品下品。玉芬买户口的钱所有亲戚朋友都借遍了，还是不够，至少还要借两三千块的高利贷，二分息。”

    夏天的时候，舅舅背着八千块钱来县公安局买户口，公安局对舅舅说，这一期五十个名额已经卖完了，下一批要等到秋天了。

    秋天最后的日子里，表姐刘玉芬的城里户口终于买到了，舅舅把城里的户口本和城镇粮油供应本送到刘玉芬手里时，父女俩百感交集，刘玉芬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舅舅给女儿打气说：“从今往后，你就是铁板钉钉的城里人了。”

    中午，周克武下班回家见到老丈人来了，特地又到街上买了两只卤猪蹄子，桌上坐定，撬开酒瓶，倒上酒。周克武塞了一只猪蹄给舅舅，自己抓着一只，你来我往地就喝上了。舅舅见卤猪蹄没有刘玉芬的，心里就有些不快，他喝酒只吃花生米，没啃猪蹄。周克武热情地说：“啃呀，这猪蹄很贵很好吃的！”舅舅说：“留给玉芬吃。”喝了酒的周克武说：“她又不干活，吃猪蹄干吗！”

    借着酒劲的舅舅火了：“她怎么没干活了？烧饭做家务不是干活吗？玉芬城里户口本、粮油供应本都有了，她也是城里人。人跟人一律平等！”

    周克武笑嘻嘻地侧过身子，搂住舅舅的脖子说：“有城里户口，没有城里的正式工作。你那破本子没用的，还不如把钱拿来换酒喝。”

    屋外秋天的阳光很明亮，县煤建公司的院子里落满了太多的煤灰，地面上一片黑暗，阳光照上去，更黑了。

    7

    我舅舅借的六千多块钱整整用了二十多年才还清。

    乡下的三提五统以及后来的农业税比田里的庄稼长得还要快，比夏天的雷电劈得还要狠，一些农民交不起苛捐杂税被拖走了家里的牲口、粮食，还有一些农民在月黑风高的夜里举家逃亡。我舅舅一家都是劳力，每年交完各种赋税，还让三个儿子陆续娶上了媳妇，算是相当不错的家庭了，不断地娶媳妇和不断地翻盖房子要花很多钱，所以就拿不出更多的钱还债。从于耕田瘸子父亲那里借的两千块钱高利贷每年要付四百块利息，还的时间最长。因为只有于耕田父亲不催着还钱，老两口靠高利贷利息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放高利贷的钱都是于耕田寄回来的。

    舅舅对我说，买户口欠下的债每年至少要还六百块，不然到他下辈子也还不完，可三个儿子对还债的态度很消极，他们本来就对舅舅偏心女儿不满，还要让他们挥汗如雨地从土里抠出铜钱来为姐姐在城里享清福埋单，所以他们一结婚就让媳妇跳出来闹分家，分家后财务一独立，舅舅借的债就不买账了，舅舅也不好多说，因为三个儿子结婚，刘玉芬没拿过一分钱，等到老三结婚分家后，舅舅还有四千多块钱的债务没还，包括两千块钱的高利贷。这时候，我舅舅已经年近六十岁了，在城里，已是人们退休的年纪，舅舅到离家五里外的一个窑厂掼砖坯，掼一块砖三厘钱，一天掼五百块砖坯，能挣一块五，一个月四十五块，要是在窑厂烧饭，只能挣二十二块钱。露天掼砖坯是高强度体力活，三个月后，舅舅终于累倒了，花去三十多块钱，吃了四十多剂中药，人才活过来。舅舅不能出去干活了，他只好和舅妈种着自己的两亩责任田，又养了两百多只鸭子，每年卖鸭子能还上五百多块钱的债。我舅舅在午秋两季后的田头，在十里八乡的池塘边、河滩上放鸭，那些成群结队的鸭子就是他的队伍，就是他的希望，鸭子们为舅舅还债而义无反顾地走向菜市场，走向城里人的餐桌和锋利的牙齿，每每想起这些杀身成仁的鸭子，舅舅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禁不住暗自落泪。

    舅舅牙疼进过一次城，疼得米水不进。进城后的舅舅没先去医院看牙，而是先去了煤建公司宿舍看女儿。刘玉芬正忙着中午周克武下酒的菜，见了父亲就热情挽留父亲中午在这吃饭。舅舅见刘玉芬脸上肿了一大块，眼睛是铁青色的，就捂着疼痛的牙齿指着刘玉芬的脸：“是他打的？”刘玉芬连忙辩解说：“不是，下雨天买菜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摔的。”舅舅捂着牙责怪说：“你就不能小心些。”他本来是想让女儿陪他一起去看牙的，见女儿脸摔伤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舅舅找我陪他去医院，我说行。走在大街上，我舅舅这个当年县城里的主人，如今像是一个非法入侵者一样充满了惊慌和不安，他怕牙科医生对乡下人态度不好，才要找一个城里人陪着的。我给舅舅交了三毛钱挂号费，舅舅当即就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还我，我说：“等看完了再说，还要买药呢。”

    县医院那位戴眼镜的牙科医生很好奇地看着我舅舅：“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是不是当年在镇反办工作过？住在城西铜锣巷？”舅舅捂着嘴巴，拼命地摇着头，牙科医生说：“太像了，我父亲是镇反时被枪毙的，贴布告到县政府大门口的那个人跟你太像了，当时我在场，记得非常清楚！”舅舅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表明他与城里的生活和县城的历史毫不相干。我对牙科医生说：“我舅舅是乡下一个农民，县政府大门朝哪儿开他都不知道。大夫，我舅舅的牙怎么办？”

    大夫说：“龋齿已经蛀空了，不好补了，只有换一颗假牙。”我问：“换一颗牙要多少钱？”大夫说：“烤瓷的，十八块！”我说：“那就换一颗吧！”一直不说话的舅舅终于忍着疼痛开口了：“太贵了，我不换！”大夫说：“那只好拔掉了！”我说：“不行，换一颗！钱我来付。”舅舅生气地把我推到一边，对大夫说了两个字：“拔掉！”

    舅舅拔牙后，开了些止疼药就回去了。已是中午时分，我要他跟我一起去单位食堂吃饭。舅舅说：“牙疼不想吃饭。”临走前，他对我说，“那么多债都没还。嘴里几十颗牙呢，留那么多没用。”

    此后的几年里，我舅舅为了省钱还债，拔掉了嘴里的六颗牙齿。

    表姐刘玉芬并不知道舅舅拔掉了六颗牙齿，她是从舅舅说话关不住风的破绽里发现父亲嘴里的牙齿漏洞百出。她说：“爸，你怎么少了这么多牙齿？”舅舅举重若轻地说了一句：“老了，牙口不好，都这样。”刘玉芬从饼干桶里摸出几块饼干塞给舅舅：“饼干能嚼动的，拿着吃吧！”舅舅这次进城是来榨油的，自从上回被周克武呛了个鼻青脸肿后，他就不想跟这个女婿一起吃饭了，所以他每次进城总是看一下女儿，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

    刘玉芬结婚的第三年生下儿子周洋，生儿子后的那半年里，刘玉芬不仅没挨打，还真的被周克武当着大小姐供了起来，周克武不喝酒，不让刘玉芬洗菜淘米，还跳到河里摸鲜鱼回来汆鱼汤给刘玉芬催奶，他把鱼汤端到床头送给刘玉芬喝，自己抱起儿子亲个没完，他望着刘玉芬脸上恢复了红晕，眼睛直勾勾的：“妈的，我们煤建公司谁有我这福气，老婆长得比豆腐还嫩，真的，你比刘晓庆不差。还给我弄出了这么个儿子。”周克武像小孩子一样，抱着儿子在低矮的平房里上蹿下跳，完全变了一个人。刘玉芬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包围着，她没想到好日子来得这么快，所以，还在月子里，她就尽心尽意地满足着周克武贪婪的欲望，极尽温柔和体贴。

    好日子像做梦一样短暂。靠周克武每月三十八块钱工资是养不活老婆孩子的，所以儿子周洋出生后他一激动，先是戒了酒，省下了酒钱；接着自己跳河里摸鱼，用鱼汤替代鸡汤催奶，省下了营养费。半年后，刘玉芬的奶水不够，小孩要吃奶粉，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煤建公司巡逻的执勤队在加工车间当场活捉了一个偷煤球的贼，执勤队将小偷按倒在地，队长用皮鞋踩住小偷的脑袋，其他几个人又踹了几脚，等到小偷不动了，他们才把手电筒的灯光对准小偷沾满煤灰和血污的脸，仔细一辨认，所有人都傻了：“这不是周克武吗？”

    周克武偷煤球不是生了儿子后日子紧巴才动的歪点子，他在没娶刘玉芬之前就开始偷煤球了。周克武在单位号称抽烟喝酒无敌手，三十几块钱工资没到月底就光了，没钱的时候他就在夜深人静时潜入煤球加工车间，偷上两口袋，再偷偷地卖给街上烤烧饼、做卤菜的小摊贩，花完了，再去偷，很方便，也很轻松。这么多年来，他进入车间偷煤球就像进入自家厨房里拿水瓢一样，从容不迫。儿子出生后，周克武虽暂停了喝酒，但买奶粉的钱太多，经济危机加剧，他出手的频率过快，引起了公司的注意，最终东窗事发。

    其实，周克武三十出头了都没娶上媳妇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他粗俗的长相，他还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家庭，父亲周天虎，解放前是白塔河码头的地痞流氓，做过妓院打手、码头鱼霸，靠敲竹杠、强买强卖为生，解放前夕被另一黑帮砍断一条腿后，就改以偷鸡摸狗为业。周天虎的老婆是他跟码头上的一个鱼贩子赌钱时赢来的。鱼贩子说：“再输我把女人抵押给你。”后半夜的时候，周天虎就赢回了一个女人。解放后，一无所有且少一条腿的周天虎被政府定为城市平民，属无产阶级，安置在县煤建公司成了国家正式职工，赢来的女人为他生了个儿子，周天虎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完成其父未竟的刀光剑影之事业，取名周克武。新社会哪容得了打手和恶霸？所以周克武虽粗壮威猛，但在作恶的道路上无所作为。初中毕业后开始在社会上鬼混，角色也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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