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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天祥手中无兵可派。

    福建之役，破虏军采用杜浒和张唐所建议的，中路固守，外线作战的策略，给元军造成了南下以来最沉重的损失。吕师夔、阿里海牙、张弘范等人先后损兵折将近二十余万。但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破虏军亦蒙受了成立以来最大程度的损耗。

    萧明哲的第二标、杨晓荣的第五标，还有张元留下来的第六标被打成了空架子，李兴的第四标只剩一半，还要防守两浙与福建交界那漫长的防线。黎贵达的第七标除了少数人从达春麾下逃回外，几乎全军覆没。陶老么的第八标损失相对较小，但因伤减员人数也在两千以上。

    打到最后，文天祥手中除了张唐的第一标和无法独立作战的炮师外，只有陈吊眼的九、十、十一、十二四个标可用。但整个西线，还需要陈吊眼部来防御。如果不是元庭后院起火，战略重心北移的话，继续打下去，胜负的结果的确未可预知。

    两个月来，张世杰的旧部苏刘义等人屡屡请战，要求文天祥派人带他们收复两广失地。脱了险的残宋诸臣们听闻张弘范北返，也纷纷上表朝廷，敦促破虏军早日兵出两浙，光复旧都。文天祥丝毫不为其未动。

    破虏军现在有多大力量，他自己最清楚。目前这个结局，已经是福建大都督军事力量的极限。北元虽然遭受的挫折，但其实力，依然远在大宋之上。忽必烈和张弘范等人吃亏，就吃在没有一支完整的水师方面。如果北元能派遣一支舰队突然于福建沿海登陆，眼前看似大好的战局，马上就会向相反方向发展。

    张弘范北返，前线战局稍见平缓后，大批逃难来的青壮踊跃入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都督府缺兵少将的局面。但大量流民的涌入，同时增加了福建大都督府的粮食供应难度。

    除了缺乏有经验的老兵外，福建大都督府面临的第二大困难就是缺乏粮食。尽管大都督府一再提高了粮食的入港价格，尽管苏、方两家和盐帮在尽力向福建输送米面，但福建依然面临的灾荒的危险。

    福建多山少平地，本来粮食就无法完全自给。张弘范和达春一抢，一烧，把百姓们过冬的余粮和明年春天下地的种子都化作了灰烬。这意味着，两年之内，百姓都必须靠大都督府供养才能生存。而此刻福建路的百姓数量，已经超过了北元治下的任何一路。

    在战争胶着时期，破虏军曾组织了几十万百姓撤离到泉州和福州。这两个城市未曾经历过邵武那样惨烈的攻防战，虽然三年内几度易手，基本上都以“和平”的方式交接，城内人口数量没发生明显变化，一直保持在三十到四十万之间。从被战火波及到各地撤下来的百姓大举涌入后，每座城市人口瞬间突破了五十万。再加上全国各地不堪忍受北元暴政逃难的流民蜂拥而来，本来格局就不大的城市立刻变得拥挤不堪。（史料记载，宋末泉州人口在四十万上下，杭州超过了一百万）

    漳州、泉州、福州、邵武、剑浦、建宁六所大城，每天都有两百万人嗷嗷待哺。解决不了这两百多万张嘴巴的吃饭问题，不用北元再度大举进攻，光灾民暴动，就能让刚刚站稳脚跟的福建大都督府颠覆掉。

    泉州府，户部度支元外郎杜规一下子感觉到了肩头上的压力，每天算盘打得啪啪作响，恨不得能从地里挖出几仓粮食来。他出身商贾，知道底层百姓的心思。如果一个政府连饭都不能让百姓吃上的话，什么忠孝礼义，统统都是放狗屁。读书人说饿死是小，失节是大。你真把说这话的人饿上三五天，嗟来之食他照样裂开嘴巴向嗓子里塞。在杜规看来，所有先哲之言都没有这两句说得实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一个政府连给治下百姓吃饱饭的责任都尽不到，那么无论上面的人打着大宋的旗号，还是大元的旗号，本质上已经没有了差别。

    “大人，从兴化、湄洲两地收购来的鱼干到了！”一个底层小吏小跑到杜规身边，低声禀告道。

    “有多少，检查过质地了么？”杜规停住打算盘的手指，头也不抬地问道。

    “这批来了三万斤，新鲜货，还没完全干透。货主答应按六成结算，折农具！”小吏清楚利落地回答。他是酒店伙计出身，经过邵武夜校速成班培训过，表现相当干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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