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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提防的是各级将士自乱阵脚，随着文天祥的行动而行动。所以，现在索都按兵不动，甚至撤回潮州修整，都是正确的选择。朝庭不但不可斥责，而且要鼓励。并且不再干涉达春、索都和刘深三人的军事指挥，授予绝对的权力，让他们便宜行事。

    他的话没等说完，就再次被阿合马打断。仗着忽必烈平素的器重，阿合马毫不客气地反驳道：“泉州城乃东南第一大城，去年宋人数十万大军，三个月围攻都未能将其攻下，你凭什么说其已不可守。况且城中还有我大元官兵近万，市泊司未解递来的税银百万余两，各地商人海舶上千。如果此刻我大元不发兵相救，世间各国，谁还敢不远万里来朝！”

    “阿合马大人莫急，且听董大人把话说完。陛下面前，不可施礼！”伯颜听得有些不耐烦了，站起来，隔在了阿合马与董文柄中间。

    他是个老成持重之人，知道董文柄说的话并非妄言。也知道阿合马为什么如此着急。实际上，这个色目人的内心深处，泉州城命运如何，不十分关心。甚至与他同为***的蒲家兄弟死活，阿合马也未必放在心上。阿合马最关心的是，市泊司未递解进京的税银，朝廷四处用兵，又没有明抢本国百姓家产的道理。失去了刚刚开始兴起时的掠夺手段后，终日入不敷出。如果今年再失去东南海上贸易积累起来的财富，明年就有军队发不出饷。为国理财的阿合马大人，就有脱不了的干系。

    但董文柄说的话，自有他的道理。以破虏军半年来的战绩来看，鲜有在火炮轰击下，还能支持过三天的城市。那种新式武器，是土砖城墙的天然克星（宋代城墙，多为土或者泥砖所建。直到明代火炮普及后，石块和青砖墙才开始普及）。失去了城墙为屏障，靠钱财维持的左翼军，的确很难守得住泉州。况且海路又被方家堵上了，而大元朝的水师，也没有克制火炮的办法。既没有斗志，又没有援军的情况下，蒲家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奇迹。而奇迹的背后，有可能是破虏军故意围而不攻，以期围城打援的圈套。

    阿合马被伯颜的威势压住，悻悻地后退了几步，嘟囔着，坐回了自己原来的座位。董文柄接下来的话也的确如伯颜所想，他认为破虏军是故意弄了个圈套给索都钻，当务之急，是避免索都上当，给大元带来更大的损失，而不是讨论如何去救泉州。而与残宋争夺天下的战局，必须重新布置。重视到和西北叛乱同样的高度，由大都，山东一带，大肆征招和调集汉军，征集武器，倾力给予残宋一击。连在大庾岭剿匪的李恒和吕师夔，都应该暂时放弃那些山贼，击中兵力到福建前线，统一归达春调度。

    听完董文柄的陈述，忽必烈轻轻嗯了一声，并没有急于对他的建议作出评价。内心深处，处于对南人（宋人）战斗力的一贯蔑视，他并不认为泉州的形势有那么战报上说得那么危机，也不认为蒲寿庚能守到现在，完全是破虏军故意放水。破虏军自下百丈岭后，连克大城，战斗力不俗，这一点他知道。但破虏军进攻邵武，靠的是威吓。攻破福州，靠得是欺诈。这种计策具有偶然性，都玩不了第二次。反观蒲寿庚，他与宋朝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肯定不敢投降。想弃城而走，海路又被人断了，而陆地上那条通道，明显是文天祥故意留出来，瓦解左翼军军心用的。如果蒲家兄弟能以泉州为忠心，吸引住破虏军，并尽可能消耗破虏军的补给。待对方师老兵疲之时，达春、索都、和刘深大军压上，依然有可能完成原来围剿破虏军的计划。

    想到这，他把目光转向伯颜，笑着问道：“丞相之意如何？”

    听到忽必烈点到自己，伯颜站起来，恭敬地说道，“臣以为，董大人的分析甚有道理。只是，征调汉军南下之议，未必可行。近年山东、河北一带屡受饥荒，民间凋敝。此时再征兵，无异于雪上加霜！”

    这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伯颜学自那些理学先生，用为民着想，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汉军不可轻用，这几年，忽必烈和他一直在逐步裁军，慢慢削弱那些汉军世侯的实力。如果大举召集汉军参战，已经被剥夺了军队继承权的那些世侯们，少不得趁机又要些好处回去。一旦他们实力增强了，保不准其中再出几个有野心的。

    “臣也不赞成征调汉军南下。汉军战斗力低下，军纪败坏，所过之处，民不聊生。几年后依然收不上税来！”阿合马瞅准机会又插了一句，把蒙古军干的坏事，全部推到了汉军头上。大伙目标虽然一致，可现在不比打天下的时代。如今每一步安排，都涉及到日后的权力格局。所以，即使董文柄说得再有道理，阿合马也不能让他遂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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