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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强靠着时断时续的胰岛素供应坚持到1943年，“绝望的困境”并未改善，伊娃和丈夫又遭遇了另一个沉重打击：日军开始在上海建立犹太人隔离区。

    隔离区里，犹太人不能随意出行，日常生活用品和电力都定额配给，许多居民健康状况恶化。伊娃也患上了传染性疾病，所需胰岛素用量因而增加。

    维克多再次给工部局卫生处致信，卫生专员想办法为伊娃划拨了一个月用量的胰岛素，但仍是不够。

    为了维持生命，伊娃和维克多尝试了种种方法：使用中草药、使用德国发明的一种副作用强烈的新药……维克多甚至不惜用一根价值80美金的金条到黑市上购买了18瓶胰岛素，但这些黑市上买来的胰岛素不仅没有效果，还含有杂质。当他给伊娃注射这种胰岛素时，伊娃疼得大叫。他们的一个朋友甚至因为使用了黑市的胰岛素而丧生。

    无奈之下，维克多将奶粉和水混合起来，装到胰岛素的空瓶子里哄骗妻子，假装还有足够的胰岛素可以使用。但他深知这种善意的谎言不能持续长久。

    为了挽救妻子的生命，维克多决定和妻子一起自行制作胰岛素。

    虽然是工程师，但维克多并不懂得如何制药。于是他想办法搞来多种语言的书籍，弄清楚了原理，并在市政府大楼找到一间小实验室，结识了实验室负责人——中国的食品化验师王先生，作为他的助手。每天早上，伊娃和家中厨师去附近的屠宰场购买水牛胰腺，带到实验室搅碎、加热、冷却，以灭活胰酶。糖尿病病友们为他们提供酒精和冰块。

    而后，维克多和王先生制造出了一种棕色的溶液。他们按照科学规程进行兔子对照试验，最终将药物注入了伊娃的体内——有效！大家都高兴至极。

    当时，他们知道已经有两位犹太同胞因高血糖昏迷，危在旦夕。生产出第一批胰岛素后，他们急赴医院，将胰岛素分给同胞。病友们得知后，纷纷跑到伊娃家里登记领取药物。王先生作为助手始终不收一分一文，维克多拿出自己赚来的钱作为生产胰岛素的资金。最终，他们不但救了伊娃的性命，还拯救了百余位在上海的犹太糖尿病人。

    “虽然他们自制的胰岛素数量很有限，但是在战争的情况下，他们制造的胰岛素给那些糖尿病患者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甄橙教授感慨。

    战争结束后，1948年，伊娃和维克多离开中国，到美国纽约定居。维克多在一家大公司任职，伊娃则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新闻学。当时，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已成立8年。一次，伊娃向随访医生提起她在上海的经历，医生马上联系了ada，“伊娃就是他们寻找的模范患者，一个能够证明糖尿病患者非凡勇气和生存奇迹的代言人”。

    那个时期，ada正致力于开展社会活动，改变人们对于糖尿病人的成见。事实上，自20世纪初开始，就有医生记录了糖尿病患者在社会上遭受歧视的历史，尤其在就业和健康投保方面。他们被认为由于疾病本身或是由于使用胰岛素，存在低血糖风险，会影响生产效能或生产安全。

    ada和很多糖尿病患者并不否认有些职业确实不适合糖尿病患者，但实际情况是，在大多时候，即使是他们可以安全操作的工作，雇佣方也不会接受他们。ada试图向社会说明，糖尿病是一个考验患者品格的疾病，疾病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多是坚强、自律、明智的患者，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经常是出色的员工。

    为此，ada针对潜在雇主机构出版宣教手册，与工会结盟、进行政治游说等，以改善社会对糖尿病患者的歧视问题。除此之外，ada还在大众传媒中树立了一些糖尿病患者的模范形象，而伊娃是其中最为亲民、温情和令人震撼者之一。

    后来，伊娃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名人，她和维克多在中国的故事出现在全美各地的报纸、杂志和电视上，被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胰岛素发现者之一贝斯特等名流接见。伊娃在工作之余，积极参与各地糖尿病的宣传活动。

    1968年，维克多和伊娃一起去探望她在智利生活的弟弟时，因突发心脏病去世。虽然万分悲痛，但当伊娃发现智利的糖尿病患者教育匮乏，便决定在智利定居，并义务在智利开展糖尿病宣教工作，成为当时智利唯一的糖尿病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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