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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跃民来到托盘厂，见他将厂打理得井井有条，十分满意。

    傍晚，厂长办公室内。赵跃民和潘毅相对而坐，叫人弄了点烧鹅腊鸭，拿出一瓶五粮液，对饮了起来。

    赵跃民看着满身木材碎屑的潘毅，叹道：“人家的厂长，都是西装领带，跟着港商在酒店里谈生意。你却整天在这木材堆里晃悠，不像个厂长的样子啊。”

    潘毅笑了笑，反问道：“赵总，你说，什么才是厂长的样子？我相信，那些港商和外商也不傻。并不是光凭借西服领带，就能把生意给你做。他们要合作的，是一群会干事的人。”

    “这话没错。”赵跃民点头道，“虚头巴脑的表面功夫，聪明人都不喜欢。小潘，这里工业区远离市中心。你这个管几十名工人的厂长，也只能睡在临时的铁皮宿舍内，真是苦了你了。”

    “不苦，不苦。”潘毅滋溜吸了一口酒，笑道，“不光是这铁皮宿舍不苦。即使那天晚上，咱们三个人挤在那么小的旅馆房间内，我都不觉得苦。我小时候出生在甘肃，西北经常大旱，动不动就停水。有时候，县里小学停课，我们就自己挑着水桶，从河里跳水，给玉米地浇水。我还记得，当时穷，没有粮，政府就发了那种红薯片。”

    潘毅咂咂嘴巴，眼中满是回忆：“那些红薯片，都是发霉了的。很厚、很难吃，无论是煮着吃，蒸着吃，还是磨成面烙成饼吃都很不好吃。可是就是这种东西，我还是吃乐将近一年。吃得都想吐，现在想起来，对那个味道还感到作呕。”

    “现在，就算再苦，只要我回忆起那吃红薯片的日子，就觉得没什么了。”潘毅洒脱笑道。

    赵跃民觉得，自己跟潘毅很聊得来，他们俩聊了很久，从石油系统工作聊到国际形势，从文学艺术聊到人生理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很喜欢谈理想。但那些理想，跟赚钱无关。

    那个时候中国市场经济的环境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头脑中还没有所谓的商业理想。当时年轻人的理想无外乎两类，政治理想和技术理想。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也出版了一些中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书，例如《走向未来丛书》，这些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会很新奇。年轻人们，寻求真理，寻求政治改革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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