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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点来说，他与当日存有侥幸之心的张喜别无二样。

    王允不置一词，倒是他的亲信、司空淳于嘉却在积极上书，在朝中扬言如今这个紧要关头，当不计过尤，让王允出来主持大局，将功补过。

    陷入恐慌的长安更是在散布流言，说王允若是倒下了，满朝上下难道要靠皇帝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去对抗李傕等人手下的十万大军吗？

    舆情一时甚嚣尘上，皇帝知道这是由于马日磾、赵谦等人尚未发声的缘故，而他们保持沉默的原因很大部分在于尚未摸清皇帝的心思。

    经过这么多天的了解，马日磾等人都明白皇帝对王允又恨又爱的复杂感情。如今吕布战败而逃，没了军队的支持，又犯下大错，想彻底整治王允只需要一道诏书即可，在此之中，皇帝的态度就尤为重要。

    皇帝若是还想保下王允，借助他残余的声势，暂且联合早已分裂的朝堂共御外敌，那马日磾等人上书自然就是另一幅说辞；若是不想保下王允，那便就是默认众人对王允穷追猛打，非要将其跌落尘埃不可了。

    时不待人，从新丰到长安行军只需两天，皇帝不能再沉默下去，再加上王允等人还妄想着跟李傕做最后一搏，万一得胜，便能继续掌握朝政，东山再起。

    这让皇帝对王允彻底失望，他很快命尚书台下发了一道制诏：‘罪臣左中郎将邕，虽有阿附董逆之嫌，而无乱政祸民之失。念其竭诚佐命，传习圣学，特降书减死罪一等，剥夺爵禄，免为庶人，如孝桓故事。’

    一场双方博弈、拉锯旬月，涉及无数人的蔡邕案终于在皇帝与王允各自权势的此消彼长中，以蔡邕的赦免出狱落下了帷幕。

    这道制诏不仅宣告了蔡邕最终的裁决，也等若是公开宣告了王允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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