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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一直以“保我名教”，对拜上帝教重拳出击的曾圣人，此时却完全摆出了一副截然不同的嘴脸。

    对洋人我唯唯诺诺，对同胞我重拳出击！

    在给儿子留下一封著名的绝命家书之后，曾国藩动身出发。

    抵达天津后，天津知府张光藻率领本地官员出城迎接，却被曾国藩以弹压民变不利当场拿下。

    接着，曾国藩入城接管天津防务。

    此时，法国公使罗淑亚提出“三员抵命”的要求，即杀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提督陈国瑞三人，以给在教案中死亡的三位法国公民抵命。

    此等无礼要求，便是清廷也不可能答应，曾国藩也几次拒绝。

    可紧接着，罗淑亚威胁将撤回新军法国教官，并从金兰湾调来法兰西印度支那舰队两艘炮舰进入渤海湾，架炮做出轰击天津的架势。

    不要以为法兰西国内不稳就不敢这么做了。

    实际上，历史上罗淑亚就是在普法战争期间，明知国会和拿三都不会同意在远东打一场中等规模战争的情况下，悍然动用兵舰恫吓清廷的。

    完全不知国际大势，只知洋枪样炮厉害就算是睁眼看世界的曾国藩同样被吓住，甚至又上演了当年兵败投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故，躲在屋子里失声痛哭，自怨自艾。

    收拾好情绪，曾国藩代表清廷与罗淑亚数次交涉，最终请旨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三人革职拿办。

    除了刘杰拘捕失踪，其他二人均发配黑龙江充军流放。

    此外，清廷将赔偿法兰西、英吉利、俄罗斯、比利时、西班牙、美利坚（林）各国5至20万两赔款不等的赔款。

    银子确实不算多，至少比历史上要少。

    抵命的数量也从23人减少到了3人。

    但这是因为由于天津护教军的实力比起历史上大大增强，以至于义民对教堂的破坏远比历史上要小，各国的人员死伤也少得多，并非是曾国藩的谈判技巧有什么进步。

    在稳住洋人的同时，曾国藩对内发布了《谕天津士民》，指责天津民众不法举动，严禁天津民众再生事端。

    他还摆下桌案，要求有真凭实据者，前来指认洋人“剖心杀婴”一事。

    结果数日都无一人上门。

    又派人提审逮捕的拳壮，得出所谓育婴堂杀婴虐婴，剖心挖肺，炼药祭巫之事没有实据，皆为捕风捉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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