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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田，是这种过渡的手段。

    通过均田，来减缓转型的剧痛，使得占此时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在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小农经济瓦解中，存活下来，至少有个窝窝头啃。

    均田，是手段，而非目的。

    而古儒一派，以及此时皇帝脑子里琢磨的那点事，是把均田，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

    对古儒一派来说，均田，复三代之治，这是最终的纲领，是目的。

    对皇帝来说，均田，是延续王朝统治的最佳办法，也可以视作目的。

    对刘钰和实学派来说，均田，移民、发展工商、商业战争、对外扩张、参与一战等，其实都差毬不多，都是手段，而非目的。

    若能均田，那自然最好。

    若能抢夺市场——比如黄河河道问题，通过鲁西女性的纺织业，减轻了黄河河道征地问题的矛盾，而鲁西女性的纺织业，又是以逼死了几十万达卡、孟加拉、苏拉特、孟买、曼彻斯特的纺织业者为基础的，他们占据的，是原本曼彻斯特和印度棉布的西非三角贸易中的纺织品份额——那就使劲抢夺市场。

    若能移民——比如扶桑、南大洋的以贵金属“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为基础的移民，实学派也不反对，反而着力推动，因为他们知道大顺现在无法容纳那么多的非农业人口、无法提供那么多的非农业岗位，从刘钰鼓吹的“唯生产力”论来看，移民去扶桑垦荒，也是一种发展生产力、释放每个人的劳动潜力、使得大顺的农业人口可以达到自己的劳动极限——那就使劲移民。

    若需要战争、若需要扩张、若需要契约奴制度，这些人通通来者不拒。

    都是手段。

    其目的，就是扩大工商业的规模。

    扩大工商业的规模，就意味着让更多的农业人口，成为非农业人口；让更多的唯生产力论调上“无效劳动”，成为能提高全人类总生产力的“有效劳动”。

    最简单的来讲，鲁西地区，三个家庭种三十亩地，和一个家庭种三十亩地，其人类的总生产是一样的。

    而现在，一个家庭种三十亩地，而另外两个家庭跑到扶桑再种六十亩地，显然提高了此时全人类的总生产力。

    原本，三个家庭种三十亩地，只能养活三个非农业人口，毕竟自己要吃。

    而现在，每个家庭种三十亩地，便可以养活十五个非农业人口，这不是个简单的乘法关系。

    同时，每个家庭种三十亩地，更多的粮食交换，也即意味着每个家庭的消费能力提升，创造了更大的市场，卖出去更多的商品，也即可以让更多的非农业人口有事情做。

    就此时来讲，实学派支持均田，也是大致一样的思路。

    无非，实学派纵着分，又分出来保守派、激进派；横着分，又分出来国家派、民族派。

    纵着分。

    保守派的意思，是说借助均田，让转型的剧痛得以承受。按部就班，继续发展工商业，是第一要务。

    激进派的意思，是说先搞均田，加强集权，靠均田之后的控制力、组织力、税收能力，拼了命的移民，照着一年大几百万移。移个差不多了，再转型。

    横着分。

    国家派的意思，是离着那么远，又和大西洋贸易绑定，那群人迟早效赵佗故事。而中国的事，是中国的事，天下早晚要炸，那群人怎么样，随他们去，努力把国内的事解决掉。他们只是一个泄压的手段，最终这片土地上的人还要生活在这片祖先的土地上，赵佗和咱们即便一个祖宗，将来也不是一条心。咱们生于斯、长于斯，还是为这片土地上的人，谋取未来。他们不过是添头、泄压阀，爱咋咋地。

    民族派的意思，是就算他们效赵佗故事又怎么样？论起血缘，那不都是一家人吗？所以，将来“中华”到底在哪，不就是个地理问题吗？难道那些分出去的，还能反对咱们不成？所以，移民的意义，不只是个泄压阀，而是要相信即便远隔数万里、即便他们的贸易融入的是大西洋贸易圈、即便他们一部分可能改信基督教、即便他们可能琢磨着南大洋的矿我先上车后面别来了……那或许、说不定、大概还是血浓于水的。

    内部自然有分歧。

    但分歧之外，终究还是认可很多事是“手段”，而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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