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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钰理解皇帝的乐观——先喝下鸩酒，以后找解药的乐观——到底源于何处。

    但，刘钰的乐观，也正是建立在对皇帝的乐观嗤之以鼻的态度上。

    新兴阶层、新兴阶层，既然是以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基础，那么显然这是一个光影伴生的系统。除了有一群在大顺的社会条件下相对脆弱的资产阶级外，还有一群新生的、能够和佃农等站在一起的、出卖劳动的阶级。

    谁说，颠覆旧时代的新兴阶级，一定就特指那些工商业资产阶级？

    或者说，谁说新兴的阶级，就只有一个？

    旧时代，也是俩俩伴生的啊。没有佃农，哪来的地主？没有工人，哪来的靠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生的资产者？

    所以，皇帝可以乐观，以封建王朝的传统思路，把问题理解成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就是刘钰所谓的变种洋务运动思路。

    刘钰也一样乐观，以新时代的阶级的斗争思路，把问题理解成“内地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够发展，为革命的力量提供了广阔的闪转腾挪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发展，使之无法深入到内地。同时又引导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从而分散敌人的力量。”

    如果按照皇帝想的这么搞，那就真的进入到刘钰熟悉的剧本了——传统王朝的传统力量，控制内地；新的东西在沿海“口岸”肆虐，一旦力量允许就琢磨着往内地使劲儿。

    无非就是，三座大山中的两个，合为一个，帝国主义竟是本国的资产阶级而已。

    还是那句话，一鸦的“关税”问题，影响的是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发育，而关税问题对小农而言，并无区别，都是要把他们瓦解的。

    因为，理论上，一国之内，各省之间不该存在关税。那么，本国的资产阶级发育起来后，松苏的布，和曼彻斯特的布，对小农而言是没区别的；只是说，对民族资本而言，区别巨大。

    应该说，刘钰的一些列改革，只是把买办阶层往死里弄，弄得大顺现在真的是欲当买办而不得——

    “不反人类”的商品，欧洲货几乎卖不进来，这当然不全是刘钰的改革之功，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劳动换来的，历史上1800时代之前也是欧洲的吊毛都卖不进来，反倒是逼的英法连续出台政策，细木匠协会大闹要求禁止东印度公司买中国货、笛福狂写小作文、曼彻斯特纺织业哭庙请求出台东方棉布禁止令、休谟感叹是广阔大洋作为天然关税顶住了中国制造。

    “反人类”的商品，大顺的中央集权还没有崩，统治还非常有力，商人阶层即便觉得空船从欧洲回来不合算，却也不敢去土耳其收鸦片运回来，抓着就是死。而且也因为大顺的中央集权没有崩，专营权、贸易特许权等，还监管得住，就像是东印度公司这个大公司保护了英国的纺织业一样，大，管起来相对来说就容易，因为这个时代的缉私海关等技术水平在这摆着，越大、公司实体越少，越好管。

    越大、公司实体越少，越好管，听起来是反直觉的。

    但实际上……英国连法国糖蜜都控制不住，为啥能执行《棉布禁止令》？英国为啥禁不止荷兰的茶叶往北美跑，但却能控制伦敦的茶叶拍卖所？

    因为，西印度不是一个公司，而只有一个松散的西印度商会；而东印度是一个公司，有一个实体，而不是松散的东印度商会。

    现在说，皇帝支持工商业继续发展、甚至直接技术进步，似乎也是反直觉的。

    但实际上，这又绕回了那个“封闭愚昧、闭关锁国”的说辞：1760年的中国传统封建王朝，一个不是建立在海外贸易上的、拥有三亿多人口的、每年大千万的贸易顺差的、最大矛盾是人地矛盾亩产不足导致再发展下去就算均田也吃不饱饭的国家……所谓封闭、所谓闭关，在外封闭之外、关门之外，谁解决了这个问题？谁把亩产提升到200斤以上了？最大的矛盾根本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去拥抱什么？驱逐天主教传教士是不是闭关锁国？如果是，那么法国和西班牙，逼宫解散耶稣会，甚至威胁要退出罗马教廷，是不是闭关锁国？

    还是那句话：圈地运动、科技发展带来的亩产提升，是相对英国、相对欧洲中世纪晚期来说的。

    英国农业革命，是相对英国自己来说的“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提升”。

    而提升到现在，英国农业革命的成果，距离华北的亩产，依旧差了一大截——英国的亩产超越中国华北，要到智利硝石大规模开采、以及满清中央集权基本崩溃水利设施崩掉和黄河北决之后。至于江南水稻壤地区的亩产，人工化肥之前就别琢磨着超越了。

    所以，封闭愚昧、闭关锁国，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问题在于，到底学什么？

    这个年代，学什么？是个大问题。

    学农业？亩产150斤的，去学亩产120斤的？学对面从荷兰那学来的曲辕犁，替代了北欧笨重的六马轮式重犁？还是学对面的垄作、轮作？

    学工商？棉布逼到对面出行政的《东方布禁止令》，逼的和朋友干过陶器厂的笛福整天在小说里嘀嘀咕咕陶罐，逼的欧洲要考挖掘庞贝古城来对抗宫廷风格日益严重的东方美学入侵……有啥可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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