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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反直觉的原因，其实还是源于此时主流的对殖民、贸易的认知。

    重商主义的贸易思路，此时适合欧洲，但并不适合大顺。

    当然，自由贸易的思路，对大顺也不是很合适，至少国内的统一市场，暂时来看遥遥无期，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人口数量级也就是百万级，而大顺可能无法参与其中的小农是亿级。

    是以，大顺对新益州的政策态度，就产生了这种反直觉的效果：希望这里的工业发展的越快越好，发展越快，越能最快完成迁民减轻本土转型之痛的目的。

    这是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生搬硬套。

    正如英国要解决的是失地的工资劳动人口不足的情况；俄国要解决地缘卡在那按照自由贸易的运输成本理论俄国就不该存在经济繁荣的问题；法国要解决的是连续出几个强人把统制经济搞好，哪怕是拿三那样的水平也行。

    而大顺现在。

    有市场，整个好望角以东，还有欧洲的老三样贸易。

    有人口，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需的百万级的人口，大顺每年“自然兼并”导致的流民，都不止这个数。

    有资本，原始积累搞得很不错，从明朝开始源源不断地吸着全世界的白银，距离摆脱“通货紧缩”的金银荒，只差旧金山和银山的金银矿了。

    有技术，即便只是手工业，技术也领先，况且蒸汽机已经开始在川南、松苏、京畿等地的一些工业部门采用。

    唯独的问题，就是怎么转型、怎么渡过转型。

    刘钰的思路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依靠海外市场，养起来新兴阶层，等待新兴阶层壮大后、或者欧洲和印度的革命的风暴爆发，从而让壮大的新兴阶层回头吃国内。

    这件事，肯定会非常疼。

    历史上，汉口被迫开关的子口税问题，在如今的大顺也在上演。

    问题还是那句话：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后续的帝国主义侵略，最大的问题，是干死了民族资本，而不是在于摧毁了小农经济——大顺经过这些年的折腾，是民族资本已经起来了，已经不可能被帝国主义干死了，但问题是民族资本起来后，小农经济也是得死。

    小农经济，死在自己的民族资本手里？还是死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在死这件事上，没区别。

    但死在谁手里，这区别就大了。

    死在外部帝国主义手里，意味着，民族资本也死了。

    死在本国的民族资本手里，意味着，本国的民族资本活了。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大顺要解决两件事：

    一：民族资本活下来、发展起来。

    二：如何让小农经济死，死的过程要如何操作，才能死的可控。

    刘钰折腾了这些年，实际上只解决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根本不敢碰，甚至他从不认为这件事是靠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改革就能完成的。

    所以他才认为，大顺必死。

    当然事情得一点点办，也不是说改革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比如东北，因为诸多原因，包括后续迁民、直接接入大顺的资本主义体系循环的黄豆产业、以及气候不能种棉花等因素。

    东北的小农经济并不强，而且即便有，就算死，死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痛。家里平均几十亩地的话，固然会被冲击，但也不是活不下去。

    比如松苏地区，靠着三十年的改革，一点点地把小农经济瓦解——如南通的运河沿岸，虽然形式上还是男耕女织，包买制下女子在家用单人的铁轮织机织布，但这些布纯粹就是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交易的，故而这种男耕女织也不能算作完全的小农经济，即便说形式上仍旧是男耕女织。

    而华北地区，可以说，问题最难解决。

    其实这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算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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