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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没东方货的东印度公司，一文不值。就像没有香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杜普莱克斯在印度感受到的、这几年忽然增大的压力。

    是英国的商业资产阶级，迫于大顺商业资产阶级的压力，急需摆脱对大顺商品的过度依赖，未雨绸缪，展开的一场阶级自救运动。

    再往后三十年，英国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会联合一致，寻找市场。那时候，商业资本的价值，在于将本国的工业品卖出去，换取更多原材料，配置更多资源。

    可现在，英国的商业资本，只能在本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大顺商业资产阶级的双重打压下，孤掷一注地把全部命运，压在了印度上面。

    对杜普莱克斯而言，历史的进程，是悲哀的。

    如果是三十年后、五十年后法国人民的生产效率，那么印度这片广袤的市场，一定会让他得到法国的极大支持，不惜代价的支持。

    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历史进程，就是法国劳动者所生产的货物，无法在印度销售，无法打开市场，更不要提和印度的手工业竞争。

    所以，命运才会把他拉回巴黎，因为无利可图。

    大顺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良好关系，源于大顺千百万勤劳聪慧的劳动人民，他们领先的手工业技术和商品，是大顺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最牢固的粘合剂。

    否则，如果欧洲的工业水平超越了大顺，那么，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和大顺南通纺织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会如胶似漆？还是水火不容？

    这是不需考虑的简单问题。

    今天可以欢呼大顺西洋贸易公司是帝国主义的马前卒，明天就会愤慨他们是外国资本的买办集团——中国工业的发展，工业化水平，工业力量越强，工业产值越高，越能促使敌国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裂和矛盾，甚至直接撕裂对方的社会。

    刘钰所处的大顺，和满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隐约间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力量，而刘钰又知道什么是历史的进程。

    他只是借助了劳动人民的力量的一点点，而劳动人民的力量即便被压制，在他没出现的那个时空，依旧展示了强大的、撕裂对方社会的力量——否则，你以为笛福和东印度公司的互喷、亚当斯密和休谟的争论、曼彻斯特棉布法案的大辩论，到底在喷什么、争什么？

    引发笛福和东印度公司争论的真正力量，是景德镇烧瓷的工匠、是松江府织布的女工。他们用双手，撕开了英国社会内部的裂痕；他们用双手，创造了现实世界，而那些人的辩论，只是在解释这个被劳动者创造的现实世界。

    福建采茶的闽妹，贵州冶锌的黔首，景德镇烧瓷的赣匠，江南缫丝的吴女，松江织布的苏巧，他们创造了这个世界的许多现实。

    他们用勤劳的手，创造了荷兰工商业资本的进一步撕裂。

    创造了北美走私贩子蠢蠢欲动的合法走私欲望。

    创造了科尔贝尔主义的法国无法在东方获得商业利益。

    创造了英国商业资本的孤注一掷押宝印度。

    创造了西欧游离的商业资本对大顺国债的信赖……

    刘钰用后世学来的看世界的眼睛，看懂了世界的真实，引诱或者逼迫着大顺的封建统治集团，追随历史的进程。

    其实直到现在，大顺的蒸汽机总马力，依旧不值一提；大顺的铁路，依旧只是跑马车的玩具；大顺的火枪，依旧还有工匠搓出来的公差不能零件通用。

    眼前这一切，都是旧世界的修修补补，却已足够。

    他只是再让这个古老的、世界贸易兴起时代的、手工业产值世界第一的国家，找回了本该与他的手工业产值相适应的、在全球贸易时代中的地位。

    杜锋只知道感叹个人的命运。

    他不知道印度对华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甚至他可能也根本不关心。

    他想的，仍旧是老旧的一切，封妻荫子，封侯拜相，衣锦还乡。无非只是勒石的地方，从燕然黄沙，换成了印度润土。

    但这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就像是当初在黑龙江与刘钰一起抗击过的、为了毛皮利润和发财而东扩的哥萨克；就像他认为的两个敌人之一的、为了发财和冒险、为了抢劫和功名的克莱武。

    他们怎么想的，一点不重要。

    而历史的可笑之处，在于三人印度命运之斗中的杜普莱克斯，是这三个人里面，唯一一个脑子里装着祖国、国家、荣耀、法兰西、民族未来、真的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做军饷买大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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