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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云，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而改之。”

    “然于鹿庵兄，此番上国求学，当择适者而从之。江苏之善，于江苏为善，为别处为恶。此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此间道理，又非要知本土国情地理，懂经济学问，方可分辨何等可用、何等不可用。”

    “又如本派对闲民的看法，自然正确。”

    “但，为政者，难在如何控制闲民而不伤，如何不使闲民多且无业而致乱。”

    “既为士大夫，当平治天下。”

    “闲民不堕，亦不应被暴惩。这是理。”

    “而如何让闲民不至于出问题、又如何保证百姓生计。这是政。”

    “理与政之间，便要靠实学经济学问，否则便是空谈。”

    权哲身深以为然，颇有醍醐灌顶之感，连声称谢。

    孟松麓的话说的足够明白了。

    闲民这个群体，是要被正名的，就像是商人，也是需要被正名的。

    但正名，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说，把土地兼并，无限制造闲民，就是合理的；从而再推出土地兼并就是合理的。

    或者说，商人是合理的，那么就可以推出来，啥也不管，让商人可劲儿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囤积土地，就是合理的。

    这就是真正的士大夫要面对的问题。

    不能一味地觉得，闲民出现就不对。

    但也不能觉得，闲民出现对，就啥也不管。

    只是，怎么管，刘钰的一些做法，给了这些人一个新的思路。

    倒不是镇压之类的手段，那谁都会。

    而是通过种种奇怪的改革，使得江苏一省的买已有耕地作为商业投资的难题被遏制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继续”兼并问题。

    事后看，效果达到了。

    但在事后之前，又很难看明白。

    比如南通周边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解决，但继续兼并的趋势被遏制了。

    靠的是包括赋税制度、织机下乡、对外开拓、开发东北南洋两大商品粮基地等一系列政策来解决的。

    之前的兼并问题，没有解决。大量的佃户退租，成为闲民。

    继续的兼并问题，得到了遏制，依靠纺织业发展，使得自耕农群体的抗灾能力得到了提升，不至于出现一有灾荒就卖地的情况。

    同时，粮价降低，又使得传统收租制的利润降低；而自耕农的稳固，又促使了土地价格上升。

    买地而后靠地租，这种纯粹的商业资本的运作模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资本买已有耕地而收租的利润，不如投资到新垦土地、种植园、工商业上。

    而反过来，又迫使一些守旧地主选择由实物租，转为货币租。

    然而货币租，又使得佃农撑不住，加上每年粮食一下来就会迎来一波粮食降价期，只能退佃跑路——比如原先一石米一两半银子，实物租下，一石米就是一两半银子；现在粮食压价，地主想要保证原本的收益，只能选择货币租，否则收来一石米只能卖一两银子，可问题是佃农自己种的那点东西，也得卖出去才有钱啊，除了退佃跑路，还有啥活路？

    如果只看这些改革中的一项，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

    但这些改革掺在一起后，效果就渐渐显现出来。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可以传承、学习、总结的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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