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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从运河口镇，运到鄱阳湖。

    而实际上，鄱阳湖才是大顺的茶叶中心。

    除了福建的武夷茶外，两湖江西等地的茶叶，也是在鄱阳湖地区加工——除了西欧贸易，还有蒙古雪山等国内贸易所需的茶砖，以及俄国贸易所需的茶砖。而且西欧那边也不是只喝武夷茶，要在这里配两湖地区的其余茶货。

    这里的加工中心长年累月，也有技术优势，北上南下都方便，所以这里成为了加工中心。

    然后，去西欧的茶，在鄱阳湖分包，转赣江、过南昌、到赣州。

    到了赣州后，沿章水到大余，走旱路，经挑夫挑着过大庾岭商路，去韶州，再经北江到广州。

    单单对西欧出口的茶叶一项，靠此吃饭的挑夫，就有五万余人。

    这五万人肯定也得养家糊口，稍微折算一下，就相当于至少二十万人的生计。

    伴随着刘钰上台主持贸易，贸易中心北移松江府，茶叶运输路线自然而然也就发生了改变。

    在刘钰牵头下，商会和贸易公司领头，以股份制的形式，开辟了一条新商路，修了运河和道路，连通了闽北和闽江，直接到福州。

    从福州装船后北上松江府。

    朝廷当然不会出这笔钱，商贾们没有人牵头也不可能搞股份制基建。

    但是，这个基建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茶叶省去了极大的运费。

    大顺这边又搞外贸半垄断，并没有因为运费降低就内卷降价出口的情况，单单是省出来的运费，两年就够把投资的成本收回了。

    既然能走运河和新商路去闽江，谁还挑着走那么远去广州呢？

    仅仅茶叶贸易的路线转移，就影响了男女老少一二十万人的生计，其余的瓷器生丝粮食等，又要影响多少人呢？

    这当然并不是他因此就可以贩卖鸦片的理由。刘钰听他一说大庾岭商路，内心唯一感慨的，便是“都是百万漕工，终究这关乎京城漕米的漕工，和岭南边陲的漕工，不是一回事啊”。

    至少，朝廷对此可是不甚在意。

    可能是，朝廷算了算，觉得真要是这些人起事，镇压一番杀了，其实比安置他们要省钱的多。

    这个走私贩子的这些话，并不能引起刘钰对他的丝毫同情，只是让刘钰意识到，岭南问题也该提前布置一下。

    京城在华北；经济重心在江南。即便废了大运河，华北和江南地区也是紧密联系的。

    岭南地区的定位，又该是什么？才能保证南北之间的紧密联系？又不至使之快速衰落？

    这个时代不可能有香港了。

    要不要，通过朝廷的力量进行调控干预，将广州定位成“沟通本土和南洋的中转地、南洋米贸易的集散地”？最起码，容纳一些无地的失业人口做工。

    还是说，保持原计划不变，仍旧通过国家干预，将所有的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都让给松江府，包括南洋米集散和粮食期货等贸易，仍旧集中于松江府，搞出一个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地位？

    想了想朝廷对诸如粮食期货之类的新事物的态度，以及皇帝猪圈养猪的心态，刘钰略作犹豫后，还是狠下心来。

    心道：岭南百姓的命运，还是自发去下南洋吧。不衰败穷困，哪有动力自发下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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