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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权的前执政官，意外跌倒摔死。

    军队只能依托堡垒，不能野战。

    荷兰几乎集齐了帝国末期的重病，顺带还加上了商业寡头体制和空心化商业金融的特色病——确实是荷兰的特色，因为除了阿姆斯特丹股交所之外，别的地方此时也没资格得这种病。真的不配，没资格。

    安东尼·海姆尽可能讲着道理，但道理谁不懂？在场的就算再笨，也知道堡垒战术需要一支野战军配合；而野战军，需要钱；钱，就得加税。

    漫长的沉默后，有人提出了一个加税的方法。

    “既然这是要保卫整个荷兰，那么所有的荷兰公民，都应该交税，这样才公平。”

    “我们是否可以将所需的军费，按照人头数，均摊在每个人的头上？”

    “这才公平。”

    “我们的财产，都是合法所得。既然是保卫荷兰，那就是保卫荷兰的每个人，那么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应该因为财产的多寡而承担不同的义务。”

    “公平，是我们的祖国共和制度的基石，这是不能被破坏的。正是因为公平，才使得我们可以创造过黄金时代，这是我们与众不同的骄傲和自豪。”

    这个把军费均摊的说法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在场多数人的赞同，而且立刻上升到了传统、公平、民族骄傲和自豪的层面。

    “是啊！我同意！”

    “对，我们应该保卫我们的公平。如果连公平都不能保证，那么共和国的基石也就不存在了。这又和那些王权制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就算获得了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值得吗？”

    “是的，如果不能保证这样的公平，我们将会迎来克伦威尔那样的独栽者！”

    “这是共和制的基石，不可破坏。”

    “而且，为了保证公平，对于这个军费，我们不应该采取原本的分省比例税，由荷兰省继续出58%。而是应该按照人口均摊。”

    安东尼·海姆的双手在桌面下悄悄握紧，只能感受到深深的无奈。

    他也终于明白，自己的前任，在成为大议长之前就当联省秘书长的凡斯林格兰特，为什么当了十年大议长，什么事都没干成了。

    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是凡斯林格兰特在临终前，与他这个接班人进行的一段秘密的对话。

    “民众反对摄政寡头，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组织起来，而此时唯一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的，就是奥兰治派。”

    “奥兰治派或许不会比我们做的更好，也可能无力缓解民众和城市摄政寡头的矛盾。但民众心怀希望，觉得不可能更坏了，这种希望就将奥兰治派幻想成了一个图腾，一个寄托他们所有美好希望的标志。”

    “但是，如果有一天，奥兰治派上台，一切仍旧如此，民众心中最后的一点幻想也随之破灭，那么他们将可能走第三条路。”

    “一条既不属于摄政寡头、也不属于奥兰治亲王派的、对我们这些家族而言无比危险的路。”

    “荷兰的未来，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集权的，政府。荷兰想要重回黄金时代，需要一个凯撒……至少，再度伟大的共和前的过渡。就像克伦威尔之于英国。但，威廉，没有这样的能力。”

    这些临终前的嘱托，让安东尼·海姆感到虚弱和无力。

    唯一有可能重塑集权、把税收上来的，现在只有威廉有这个可能。

    但，也只是可能，而能力，恐怕……至少现在看来，能力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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