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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宋之后，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对于一些事确实看的很重。

    这也难怪，自信之下，天朝体系尚未崩解，主动外交，无疑是奇耻大辱。

    当年占了澳门的，又是葡萄牙这等天主教国家，明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必然是天主教徒。大顺之前能看看外面世界的，也还是那些天主教徒，但信仰问题和宗教问题，使得这条路不可能走得通。

    此时的大顺还没有蒙古那么强的军力，不说逼得教廷出台1258年赦令，允许天主教徒祭祖等，就连逼教皇把这份文件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能力都没有。

    历史上直到日本那边的天主教徒不拜天皇被“天诛”、伪满洲国需要祭孔等缘故，这才使得天主教允许东亚教徒祭祖、祭孔——上帝之名，也是那之后才允许使用的，因为“上帝”是“东方的异教邪神”，不可以称呼陡斯之名。

    现在这种情况，是天主教徒的，从教皇搞出礼仪之争后，基本上就彻底完蛋了：你们天主教徒祖宗不拜、孔夫子周公也不能拜、皇帝也不能拜，那你们还是华夏人吗？

    也是幸于徐光启的时代，耶稣会里还有些聪明人。要是当年就搞礼仪之争到如此剧烈的程度，就明末的那个环境，天主教徒有一个算一个都要被喷死。

    如今士大夫们对大顺降下天朝身份，和西夷外交的事，本就相当不满。

    派他们去当驻外使节……不说能不能办成事，很可能今天下了任命，当天晚上就写了绝命诗上吊自杀以免其辱。

    就像是满清末期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时候，弹劾郭嵩焘的三大罪之一，便是因为天冷，英国人给郭嵩焘披了一件外套，于是被弹劾，认为“宁可冻死，亦不当披”。

    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东西，罗马人不会因为卡莱战役就认为该全盘游牧化；中国也不会因为白登之围就把自己变成匈奴，这是千年文明积累的自信和高傲。

    至于此时的西方……士大夫觉得可以学什么？徐光启自己都没学会几何原本的后几卷，指望此时的士大夫读得懂后世菲尔兹奖获得者都觉得晦涩难懂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然后惊呼不可战胜？

    还是会认为东印度公司模式、血腥积累贩奴、东南亚屠杀保证供小于求稳定香料价格、济贫院和圈地运动是“三代之治”、“仁比文武”？

    东方此时还是有文化上的自信和优越感的，法国启蒙运动所构想的那个理想国模板里，也有华夏儒家仁义的一席之地。

    刘钰不认为这时候的士大夫做错了，作为一个原生文明，这些士大夫守住了文明。

    但如今，驻外使节，确实不适合儒家士大夫担任。

    再说大顺对外交往，看重的是“实学”，而不是“西学”，这些武德宫出来的、学过几何算数的，最起码还有些底子，也有一定的拉丁文基础。

    而“实学”和“西学”的分野，加上西洋使节的到来，使得刘钰“垄断”西洋情况解释权的机会，丧失了。

    估计皇帝也怕一些古儒派的士大夫，觉得英国模式“议会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鎔鎔乎三代之遗意”，回来再搞出一些大新闻，所以还是派一些在经济基础上最保守最反动最支持皇权的勋贵子嗣去。

    现在看来，这也算是一件好事，正是雄心壮志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别刚开眼就看到皇帝害怕的东西，直接当了缩头乌龟埋头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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