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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不是没人看得出问所在，所不是没人企图挽救危机，但是没用啊。

    所以一切都是注定的，在被统治者眼中，小农经济的稳定性注定了任何一个政权上台，只要不危机自己的身家性命，能够相当程度上满足大部分人耕者有其田的需求，这个政权便是合法的，有效的。而现在的问题便是，当权者自身如何始终保证在不危及这一稳定结构的同时又能尽可能的满足自身一直都在增长的贪欲。尤其是当社会稳定后人口开始增加，社会资源却愈发集中于少数人，新增人口始终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

    当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开始坐大，它就会危及经济基础，并最终加速经济基础的瓦解。当从上到下整个崩塌的时候，这便意味着朝代又将开始更替。这就像是垒积木，只不过提前规定了积木的数量，刚开始搭的时候，很稳固，甚至我们为了变得稳固，不惜将更多的积木铺在底座以承受将来来自上面的压力。但是随着一步步地搭建，我们越来越在意高度，于是将本属于底座积木一条条抽出继续落在顶层，直至达到最顶层后随即轰然倒塌。

    王剑当然知道原因之一。

    孤立系统。

    乱世，混乱，造反，人口差不多归零之后，就能在无人区重新开始了。

    春秋战国是“周朝末年”，你看多精彩，鲁国连“国库掏钱赎奴”这种现代福利国家才有的政策都出来了；但秦汉之后，王朝末年就只剩“归零”一个选项了。

    春秋战国不是孤立系统，各国自然乐意花大力气整顿自己，以求“诸侯争霸”——至少也不能随便谁过来就给捏死。

    后来的王朝都是孤立系统，敌国外患不足为虑。此时，整顿自己，有失去官僚阶级支持的危险——不像春秋那时候，整顿自己只是可能死，不整顿自己肯定死——故而，统治集团更倾向于“延续过去毛病看起来并不大的制度”，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敢做伤筋动骨的改革的。

    这看起来是个不起眼的小差别；但成年累月积压起来，差别是天上地下：春秋之鲁国，国君连“流落外国为奴”的人都能想到、都得去照顾；大明朝，大群百姓被蜕变为恶政的“黄册”活生生逼的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沦为流民朝不保夕，皇帝不仅视而不见，反倒带头从“黄册库”捞钱！

    前者，不把“爱护百姓”的姿态做到“国库出钱赎奴”的份上，怕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后者，死点下等人无所谓，惹到统治阶层才是祸在眼前。于是，前者发觉人民有失望的可能，便早早采取行动；后者，糜烂早已触目惊心，但上层阶级仍能坚挺光鲜上百年——直到彻底无法收拾。此所谓“国无外患恒亡”。

    正如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

    孤立而有问题的社会系统，怎么可能真的推陈出新？

    一句话，内部缺乏竞争。

    反馈效率低下的意思，就是社会真正出现的问题，想反馈到国家系统里面，难上加难了。

    外部竞争，威胁的缺乏，必然使得这个政权或者公司集团变得非常迟钝，这使得它更看重对底层的压制，却完全忽视了他们的诉求，甚至以压制、愚弄来避免他们表达出诉求，从“不敢表达”一直愚弄到“没有能力表达”。

    最终，甚至就连曹雪芹这样受过大量教育的贵族子弟，都意识不到造成自身悲剧经历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只好尽量把事实原原本本摆给人看，期望有人“能解其中味”。

    由于旨在禁锢人的思想的各种政策所致，社会整体经济、体制、思想等方面无法正常发展，更谈不上积累，当然，畸形发展倒是有的，大多更好的保护，粉饰了糜烂而已，反倒使人更难看清根本弊病之所在。

    这就使得，即使陈胜吴广闯王洪秀全造反成功，或者外族入侵得了天下，重新建立的仍然只能是个换汤不换药的明王朝。

    唐的崩溃只会换来它的复制品宋，明的崩溃只会换来它的效仿者清，反反复复重走老路。

    必须前朝亡了、杀戮殆尽、在废墟上重建之后，才能进行：此时，哪怕“复制前朝的成功”都因为资料损失严重而无法做到，何况“在前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呢？并且，失败的代价是如此沉重，“局部修改”都未必还能保住300年江山，哪敢大刀阔斧改革呢？

    由于人的思维惯性，由于这个体制对思想的阉割，哪怕如两宋这样“外患”窥伺在旁的时代，皇帝，臣子们也是再也脱不出“强力压制内部反抗”这条死胡同了，不仅是“想不到还有其它统治方式”，而且是“即便想到了，也不知道其它道路该怎么走”，于是就只能沿袭早已走熟的“老路”了。

    关键在于，人类最大的敌人，未知。

    曾经有这么一碗心灵鸡汤，也就是说，让一个犯人进行选择，继续坐牢二十年，或者进入一扇黑暗的门，其实那后门意味着自由，但却是未知的，没有告诉那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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