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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年不同，从历法上讲，今年是武帝元年，从心情上讲，官吏们都有些战战兢兢，就算无人提醒也变得特别克己奉公。

    　　公叔瑾的皇位是坐得极稳的，但这并不等于朝中没有旁的矛盾。

    　　新官上任还有三把火呢，况且是个皇帝，对此，官吏们本来是有心理准备的，只可惜，他们的准备实在是不够充分。

    　　公叔瑾是个强势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他当了皇上，必然也是个强势的皇上，如此顺理成章的事儿，很多人都想到了，但不太愿意去面对，等到不得不面对时，就变得难以忍受起来。

    　　尤其是在顺帝虽不曾言明，却一直身体力行了二十多年的“无为而治”的对比下，这种难受便越发强烈。

    　　其实就算是仁帝时期，许多手段，也是温和的，哪怕是充满心机呢，最起码不让人这么难以接受。

    　　“治大国如烹小鲜”，很多事儿需徐徐图之的道理，公叔瑾是懂的，只是积弊已久，产生的效果不断叠加，有些事儿，已然是到了不得不办的地步，比如西北的军务等。

    　　表面上看，公叔瑾登基后，最大的一个举动，是开武举恩科，可实际上，种种后续和连带才是最要命的——在当前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兵士最起码需要十个平民百姓才能养活，这不得不说是极为惊人的。

    　　为了照顾好这些猛然间新增添的军力，公叔瑾严令各部官员做好各个方面的保障，因那时还不知道去年秋冬西北会不会有异动，所以十分急切。

    　　本朝重文轻武由来已久，完全可以上数到大楚朝建立之前的楚国去，数百年下来，大家早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各大世家的势力盘根错节，把持朝政挺厉害的。

    　　新帝如此急不可待地“厚此薄彼”，让文臣如何能一下子接受得了呢？！

    　　政令推行不力，公叔瑾很恼火，他虽不指望立刻来一场大胜做为他是明君的证明，可本朝实在是再经不起大败了，这是很多大臣都认同的，怎么一到了真正干点儿实事时就开始相互推诿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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