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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元代宗教剧两个最重要的意义维度在于以宗教为度人之筏与处世之方，度人脱离红尘俗世，本身就体现了对时世的嫌恶，被度者多出将入相、联姻高门，有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又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对政坛的厌恶和恐惧，折射出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

    关于宗教剧的研究可重点参看郑传寅《古代戏曲与东方文化》。

    以上种种无不立足于现实，渗透着剧作家对特定时代的思考，反映人民的理想和心声，共同熔铸成丰厚复杂的文化内涵，这是元明清戏曲故事审美意蕴的又一构成。

    像是我们可以以李杨爱情故事个案综述，因为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自其产生就有众多文人对此进行演绎。

    由此，李杨爱情故事也就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在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舞台上长盛不衰。

    因此对于这一题材的研究，是文学史和戏剧文学史上的一个持续的热点话题。

    根据在中国知网搜索的近二十年来的研究论文，以李杨爱情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戏曲文学研究的论文可以找到大约20篇文章。

    以《长生殿》和《梧桐雨》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一共可以得出近百篇。

    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李杨爱情故事有关联的，简单的从总量来看，就可以知道对于整体李杨爱情故事的研究远不如单篇的戏曲传奇充的研究充分。

    下面我们就以几篇主要的论文为根据，从李杨爱情故事流传长盛不衰的原因，在戏曲文学中的本事流变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故事自身的审美意蕴，以及以李杨爱情为主题的戏曲文学题材类型的意义这四个方面对于李杨爱情故事这一个案进行具体的论述和分析。

    首先是李杨爱情故事流传长盛不衰的原因。

    怎么说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李杨爱情故事汲取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从政治领域走进了文学圣殿。

    唐祚以降，历代佳作迭出，李杨爱情被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人采取不同的艺术形式以表达不同思想感情。

    在时间上，李杨爱情这一题材贯穿唐宋元明清朝代，在空间上，李杨爱情这一题材渗透于诗词文曲诸体，显示出这一题材的巨大张力。

    兰州大学张勇敢的《论李杨爱情张力性品格》和安徽师范大学陈慧敏的《论李杨题材在中国戏剧中的多重演绎》都对这一问题有过探讨。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识。

    当然，这也包括李杨爱情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传奇色彩。

    像是翁媳之情，违背伦常，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伦理型的文化背景下，玄宗算是惊世骇俗。

    这种一反常规的“异情”、“艳情”，反过来刺激了文人们内心的创作欲望与创作灵感，引起他们猎奇涉艳的兴趣。

    以及李杨爱情故事所蕴含的人性色彩。

    因为李杨情事不仅是某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更是种人性现象、情感现象。

    作为前者，一切荒淫误国的帝王后妃之情都应受到批判，正如白居易所言，“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所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

    而作为后者，它又常为人们理解和同情。

    在“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王臣”的皇权制下，皇帝表面上享有极端自由，同时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不断被神化的过程中，也泯灭了其作为普通人的血性。

    诚然，李杨之情也带有鲜明的宫帷特色，但无论如何，那种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持久、热烈、专一、相依的神圣美好的情感内涵，的确在李杨悲剧性情感中得以某种“契合”性地闪现。

    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史也是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史，正如恩格斯所说，“女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且不说杨妃生前玄宗怎样痴情及杨妃死后玄宗的苦苦遥思，就两人平日相处也志趣相投。史书记载了他们间的两次矛盾，从中也可见出其感情真实:“天宝五载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单车，命高力士送还杨家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举动发怒，力士探旨，奏请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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