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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书仪先生的《晚清戏曲的变革》第四章第二节在《晚清作为戏曲“科班”的堂子》又论及嘉庆至光绪年间北京的戏曲营业场所“堂子”，除了是当时极有召力的娱乐业之外，还是这一时期培养优伶的重要渠道。

    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修海林先生的《古代戏曲音乐教育活动与理论》，作者认为宋元明清戏曲音乐的传承与教习，有着广泛的社会性，各类戏曲组织（包括由下层文人与艺人组织的书会、戏班甚至社团等）担负着戏曲音乐的传教，这些师承教习行为对戏曲音乐的发展（如戏曲声腔演唱系统的形成、戏曲风尚的形成）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将戏曲音乐的教育方式归为传统的师徒口传心授方式，而同时戏曲音乐教学理论在元明清戏曲理论著作和曲谱中亦有集中反映（如《梨园原》、《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纳书楹曲谱》、《遏云阁曲谱》等），它们是戏曲音乐表演实践经验的总结。

    而对戏班对外交往的研究一方面包括了戏班的外交演出研究，如刘致中先生的《中国古代戏班进入越南考略》一文阐发了元代戏班在越南的演出及其影响。

    因为在元代至正二十二年，大将唆都入越南战死，优人李元吉所带戏班被俘，在越“作古传戏”，演出《西方王母献蟠桃》等剧，越南“有传戏始此”）。

    并且还清代康熙年间昆剧戏班入越南演出进行了考述。

    此外黄伟先生的《清末民初广东戏班赴台演出史料考述》一文则是对清末广东赴台的老福顺班、乐天彩班、老荣天彩班三大外江戏班以及老玉梨香班、老源正兴班两大潮音戏班的活动史料进行了考证。

    当然，另一方面，研究者的主要兴趣则集中于戏班与官府之交往研究，如齐如山先生的《戏班》第六章《对外》中专论“报官”一事。

    他在书中首先指出戏班未成之前，须先报官，得批准后，方许成立，清时报内务府，民国时报巡警厅、公安社，将戏班花名册及演出剧目一并呈报。

    接着齐如山先生将清代三庆班、同庆班和民国鸿庆社、承华社等戏班的报官式及花名册以及内务府禁戏告示等均一一列出。

    戏班与政府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政府对戏班演出的干禁。

    所以齐如山先生《戏班》中已列出同治二年内务府禁演淫靡斗狠各戏的告示；吴国钦先生则在《中国戏曲史漫话》第54节《禁戏的律令》对唐代禁妇女为俳优戏、禁弄孔子戏，宋代明令禁演南戏《赵贞女》，元代对“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的规定，明清对“诲淫诲盗”之戏的禁止等进行了一番梳理，将“禁演”政策归为封建政权对进步剧目的残害。

    包括张发颖先生的《中国戏班史》亦论及清政府对戏班演出之干禁，主要内容仍参考齐如山《戏班》。

    孙建杰学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清廷禁毁戏曲现象研究》勾勒出清廷禁毁戏曲的历史，归纳出其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地域性和制度化三个显著特点。

    他总结了其对戏曲发展的影响，其中家班的衰落亦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

    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小文举出了清政府干禁戏曲演出的例子，如《雍正帝一怒杀伶人》、《雍正严禁官员收养戏子》等，均可见出其时政府对待戏班优伶政策之严苛。

    并且需要说明，其实中国古代的戏班主要分为宫廷戏班、家乐戏班、民间职业戏班三种类型。

    这三种戏班在不同的时代又各有所消长。

    所以如果大家观诸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会发现对家乐戏班的研究最丰，职业戏班、宫廷戏班则次之。

    此外还有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业余戏曲组织（串客、清曲家、票友等），以下兹分述之。

    像是对家乐戏班的研究，张发颖先生的《中国家乐戏班》可算得开山之作，承其《中国戏班史》第八章《历代家班》的写法，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从古代家乐戏班的兴起、演变形式及演出体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他以《笔梦叙》中记载详尽的万历年间钱岱家班为个案，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家乐戏班的全貌。

    而刘水云先生的《明清家乐研究》与杨惠玲女生的《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均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编著而成，有大量坚实的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对明清家乐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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