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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贷其实也是一种交易方式，钱庄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商业资本化的进程，使资本市场更加活跃，商业交易更加频繁。

    而且朝时，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整体商品经济的活跃，出现了江南、华南、华中、华北等区域市场。

    这是一种以某一大城市为市场中心，通过便利的交通向四周扩展商品交流范围，连接周围各级市场的区域市场。

    区域市场的形成不仅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流与沟通。

    而且，明朝时国家统一局面比较稳定，使中原和边疆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最著名的是西部藏族地区的“茶市”。

    明政府在今甘肃、青海、川西的一些地方设茶马司，用茶叶换取藏族的马匹。

    互市多在夏季举行，市期连续一个月。

    在东北及山西大同边境，明政府则设立互市场所，用内地的棉布、绢缎、农具、铁锅、粮食等换取蒙古族的马匹、牛羊、皮毛、木材等商品。

    因为马是互市的主要商品，所以称为“马市”。

    互市每月举办一两次，连续几天。

    先官市，后民市，私人交易逐步兴盛起来。

    明末女真族兴起后，明政府在开原、抚顺对内各地设互市场所，每日或隔一两日交易，人数常达到几百人。

    明政府用布、绢、缎、盐、米、铁锅、农具、耕牛等来换取女真族的马匹、人参、东珠、豹皮等土产。

    另外，明朝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亚非各国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及亚非各国的使臣、商人来华贸易，输入异国的思想，使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和崇本抑末的观念受到冲击。

    明清时期，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贸易网络逐步建立起来。

    到了清代前期，工商业更集中在江南及东南一带，包括长江流域及运河流域一带。

    长江流域的著名大都市有武昌、南京等，以及东南地区著名工商业中心城市苏州、杭州。

    并且城市内的商业区还突破了城郭的限制，一直扩大到城外。

    城市的变革更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城市商业繁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的商业和南方相比，不如宋代繁荣，南北之间已开始出现了新的不平衡。

    公元1421年，自明成祖迁都至北京，北京便成为明朝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像是在1488-1505年间，北京人口达到66万；而到1573—1619年间，北京人口便发展到百万左右，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都市，其商业的繁盛程度超过了前代。

    明代北京城内有三百六十行，店铺林立，南北货云集，而且城内的商业区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正阳门外一带成了北京的一个商贸中心。

    正阳门大街以东有果子市、鲜鱼口、瓜子店，以西有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等；东四牌楼附近有猪市大街、小羊市、礼土胡同（驴市胡同）；西四牌楼附近有马市大街、羊市大街、粉子胡同等。

    到了清代前三门（正阳、崇文、宣武），尤其是正阳门外一带商业最为繁荣，许多有名的店铺设在这里。

    大街上有许多供批发用的专业性的市场，如米市、猪市、羊市、煤市、花市、菜市、果子市、缸瓦市等，交易时间主要在早晨。

    此外还有定期开放的灯市和庙市。

    清末，原来的钟鼓楼商业区，已没有了往日的繁荣。

    但这时候夜市和晓市非常热闹。

    北京的果子市，每逢瓜果桃梨大量上市时，通宵达旦营业。

    在晓市里买卖的旧货，上至文物古玩、金银首饰、旧书古画、木器杂项，下至破衣、旧鞋、碎铜烂铁，应有尽有，交易方式是明看货，暗议价的方式。

    但晓市上真货较少，多是赝品，好的商品少，低劣的商品多。

    有的商品来路不明，所以这里的晓市又叫“鬼市”、“黑市”。

    后来，这种交易遭到市司的查禁，从此晓市便消失了。

    在天津也是这样，夜市多是小贩在马路旁摆摊设点，影响市内交通，所以，清末民初，天津出台了整顿路政的四条办法，规定晓市与夜市的时限，晓市从黎明到上午十点止。

    也就是夜市从晚六点开始，到十一点半钟结束。

    并且在天津估衣街口一带，向有晓市，每日早晨黎明起至十点钟以前止，均是肩担摆摊贩，卖干鲜糖豆零物等小民，贸易谋生，历经年久，贫民是赖??专恃此等晓市养生者为数不少。

    可见“向有晓市”，“专恃此等晓市养生者为数不少”，都说明晓市和夜市已不是偶然开设的，而是普遍现象，已成为“日市”的延长和必要的补充。

    城市市场早已不是“日中为市”，也不只有日市，而是由日市、夜市和晓市共同组成。

    清朝以后，上海县城的市容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东门、南门内外除商肆市场外，各种消费娱乐设施也接踵而起，茶室酒家引来大量腰缠万贯的豪门财主。

    嘉庆时有个叫施润的曾这样吟咏过此地：“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三春”，就颇为生动地勾划出了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上海县城一角的兴隆景象。

    同时，上海是座极富盛名的港口城市，与海内外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迅速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乃至全中国的经济枢纽。

    清朝嘉庆年间，东门、南门外的黄浦江岸街巷稠密，颇负盛名的洋行街形成了。

    街上“洋行”林立，这些洋行其实大多是福建、广东、浙江人所办的代客买卖货物的商行，经销的洋货大多是来自东南亚一带。

    明清时期，虽然政治中心已经移至北京，但这并未影响南方商业的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明代的南京拥有织造、印刷、造船和建筑等四大手工业行当。

    在全城人口中，所谓“匠户”（世袭手工业工人）就有四万五千多家。

    南京的店铺馆楼星罗棋布，在都城内外有十几个大集市，买卖各种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

    据吴敬梓在其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描写，南京的聚宝门、南门、虎丘路等处都是繁华的商业区，每天有许多卖鲜鱼和鲜花的早市。

    而且，当时的南京已有几百座“酒楼”，文学作品中已不用惯用的“酒肆”、“酒店”、“酒馆”等名词，而直接称“酒楼”，可见不少店铺已是楼房了。

    另外，《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中写到：“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

    可见，当时南京晚间灯光明亮，一派繁荣景象。

    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交通便利，“东达吴会，西通巴蜀”，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以来便是华中重镇。

    特别是汉口，自明代以来，商业更为繁荣，“久为巨镇”，有“汉口之镇，甲于天下”、“九州名镇”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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