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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10日上海《大晚报》刊登一篇俞觐撰写的《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陶煦的观点。

    该调查报告指出:“田面权是与地主所有权并行的，与所有权分离而独立存在。田面权属佃农所有，其转移价常较(田底)所有权为高。

    如现在田亩所有权(田底权)的买卖，每亩稻田最高三十元，田面权尚值六十元;棉田(田底)所有权最高二十元，田面权值三十元”。

    田面价格明显高于田底价格，如果田面权仅仅是使用权(永佃权)，那就难以理解，为何使用权价格反而高于所有权价格?

    田面权价格高于田底权价格，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变化，问题就在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加速，耕地日益减少，田面权愈加显得珍贵。

    因为田面所有权人有经营土地的权力，而田底所有权人只有收取地租的权力。

    关于这一点，30年代有的学者在考察了苏州、无锡、常熟农村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如此写道:“所谓田底田面，同时因其所有主体不同，亦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前者归地主所有，后者归佃户所有。田底权固为产权之一种，田面权因有独立之价格，所有者可以自由买卖，故亦为产权之一种”。

    “该田底面制其最大之特点在此，即田底田面权之分裂，而田面权为产权之一种，而可以移转变更，比之其他租佃制度下佃户所有之佃种或耕种只能使用或收益者，判然不同”。

    田面权并非永佃权的另一最有力证据，是民国初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它从法理上分析，指出田面权与永佃权“相异之点有二”。

    其一是永佃权有存续期间的限制，而田面权没有存续期间的限制，如果田底业主不把田面权“一并收买”，则田面权将永远存在;其二是永佃权人使用土地只能从事耕种或畜牧，但是田面权人使用土地，可以耕种、畜牧，也可以用于“造屋置坟”、“掘坑烧窑”，田底权人不得过问。

    该调查报告援引《民律草案》关于永佃权的规定——永佃权的存续期间为二十年以上、五十年以下;永佃权人只能利用他人土地耕作、畜牧——与上述田面权的习惯格格不入。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中，学者们之所以回避田面权是产权(所有权)这一事实，是被预设的某种观念所束缚:既然田面权大多在佃农手中，只能说成是使用权(永佃权)，否则地主与佃农的阶级关系岂不混淆!其实学术研究需尊重事实，不必有所忌讳。

    只要解释清楚，人们是能够理解的。

    对江南地区田面权的由来稍加考察，就可以知道，它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农民出卖田地时，为了保存经营权，只卖田底，不卖田面，虽然成了田底业主(地主)的佃户，但自身仍是田面业主;另一种是农民为了得到土地，用高价从地主手中买得田面，其价格往往高于田底价。

    在这种情况下，田面权成为一种产权(所有权)，便不足为奇了。

    像是日本满铁在20世纪30年代末关于松江县的抽样调查表明，有田面权的达137件，没有田面权的仅9件，田面与田底的分离十分普遍。

    田面买卖与田底买卖大体相似。

    1950年松江新农乡的调查报告也指出，该乡大部分土地有“田面权”与“田底权”之分;田面权可以自由出租、出典或买卖;张家村的村民拥有田面权的土地占佃人田的98%。

    这种情况是江南以外的其他地区所没有的。

    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与这一地区市镇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城居地主较多，地权高度分散，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农业集约化的上海周边地区，城居地主大多经营工商业，无暇经营田产;而佃农(包括佃中农、佃富农)多致力于获取田面权，使自己可以较为稳定的经营土地，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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