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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元朝忽必烈来了，高土司“势屈迎降”。明朝傅友德来了“率众内附”，清兵来了也“归顺。”

    如土知州高斗光，明末崇祯时袭职，清兵来滇，即“差目赴省投诚”。

    以后，吴三桂反清，在北胜设茶马关，又与之勾结。

    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兵攻至四川，又差亲舍赴四川投诚。

    康熙二十年(1681年)，又专差亲舍军前投诚。

    此择胜者而“归”，从而躲过了各次王朝更迭中的危机。

    除了王朝更迭中存在的可能“站错位置”的危险，土司在袭职时也会存在很大的风险。

    如前所述，从明代开始，为了“防止冒袭及因承袭人不明而起争端，故规定土官须先将应袭之人呈报。

    并于呈请袭职之际，取得上司印，然而在土司袭职时，“取得上司印结”这个环节成了一个瓶颈，土司们深受各级流官种种刁难和敲诈。

    特别是布政使下属吏员杂役，为了给上司效劳，勾结内外人役，欺骗讹诈，从中渔利，使原是重价的袭职费，再加数倍，以至数十倍。

    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土司高世昌请袭，卖了庄园5处，得银1000    两，才领到委状。

    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氏又因无力袭职，请求西门韩姓，当官认银4000余两。

    在如此高昂的“请袭费“面前，高氏土司采取的办法是“不择手段”地保住土司的头衔。

    这也是高氏土司能够持续800多年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高氏土司承袭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内阴的危机，如据《明史》载，“北胜州土同知高世懋死，异母弟世昌袭.其族侄兰妄称世昌奸生，讼之官，不听.世昌惧逼，走丽江避之.寻还至澜沧，宿客舍，兰围而纵火，杀其家七十余人，发其祖父墓，自称钦授把总，大掠.丽江知府木增请讨之，谓法纪弁髦，尾大不掉，不治将有隐忧.上官嘉其义，调增率其部进剿，获兰枭之。”

    作为朝廷“以夷制夷”的工具，高氏一直“忠心耿耿”地贯彻着这一原则。

    从高斌祥以来，参加过朝廷调遣征战和平剿暴乱的土司历朝都有。

    比如:明高昶率部攻克平麓川，立功升职;高聪在嘉靖三年(1524年)以杀贼功，叠经巡抚，御史奖赏;高嵛五次奉调出兵;高德克平赤石岩等处夷乱;高承祖奉调征讨腾冲等地有功，获“报国忠贞。

    高世懋四次征讨蒙化，武定和腾冲等地，立功受赏;高世昌天启二年领兵攻打米郎，必善等寨，擒贼首。

    道光以前，“世际承平，士习于庠，农安于野，二百余年，军旅之事未之闻也。

    道光以后，高氏土司所辖地界暴乱不断，道光年间，唐贵起义，高善因“办理不利”被朝廷所杀;光绪年间的高长祜和高履坤都死于当地少数民族的战乱。

    可见，高氏土司的地位之所以得到保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好地“践行”了朝廷“以夷制夷”的策略。

    至于高氏土司的衰落的话，在明初以前，中央政权还没有对土司进行改土归流。

    也就在这个时期，高氏土司达到了鼎盛时期。

    后来，高斌祥受朝廷调遣击败明玉珍，生擒反叛的缅甸王立功，由北胜府知府，授中顺大夫(四品)，功升云南中书省右丞，授资善大夫(二品)。

    也是因此，高斌祥的势力达到了高氏土司的顶点，之后，随着明朝廷的改土归流，高氏土司开始走下坡路。

    对于改土归流，明代官吏多持“宜仍土官以顺其情”之策。

    比如王守仁议广西思恩土酋叛乱时，曾反对设置流官。

    他的理由是:“思恩未设流官，土酋岁出兵三千，听官征调”，设流官后，朝廷反需“遣兵数千防戍，是流官之设，无益可知。”

    即使是这样，明朝“改土归流”，“土流兼治”的策略还是没有改变。

    明洪武十七年，朝廷开始在永胜设流官知州，推行“土流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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