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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将原安顺府所隶的普安州及安南、普安二县，俱隶属安笼府管辖。

    对普安州的捧鲊，为三江咽喉，“苗倮”要隘，设一营驻守。

    另在路险岩危的白云屯、法岩、歪染等地，俱设汛防等，将黄草坝的左营游击、千总、把总各一人，兵三百人，俱移驻捧鲊。

    这样，加强兵弁扼守，“不惟黔苗可控制，亦粤侬不敢起衅”。

    至雍正六年(1728年)为正军田疆界一事，鄂尔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再次提及。

    “查汉夷地方，多有互相掺杂，隔涉穹远者。”

    “论田亦不独军田，论隔属亦不独楚省，论黔省之内亦不独镇远、施秉、玉屏、清溪，大抵鞭长不及，互相推诿，难于稽查者，所在皆是。”

    “臣自奉就近归并之谕旨，已概行委员分路查勘，不论隔省府隔州隔县，通令查勘明确，就近改并，以归画一，庶几钱粮易于征输，奸究无逃匿，于地方极有裨益。”

    这时已是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开拓“新疆”的时期，而继续勘察调整疆界，就近改并，事权划一，以利征输钱粮和维持地方治安，建立和巩固流官的直接统治，正是为完成改土归流的任务和目的。

    贵州改土归流任务之三，则是“剿抚苗蛮”，开辟“苗疆”。

    而这又正是贵州改土归流的重点。

    鄂尔泰在奏疏中说:“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

    “而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

    “古州距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

    “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

    为了要打通“苗疆”，消除“梗隔”，剿抚苗蛮，以靖地方，在改流的步骤方法上，鄂尔泰主张“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

    “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治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

    上述可知:剿抚“苗蛮”，开辟“苗疆”，将所谓的化外之地，纳入中央王朝委派的流官统治;或委任外来征苗有功的军官，去担任所用武力开辟的苗疆“土官”，直接管辖当地人民，清查田土，以增租赋，打通交通，以靖地方，这才是贵州在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的主要任务和内容。

    也即是说:贵州的改土归流主要并不是废革土司，被废革的仅是一部份不法土司，在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

    贵州改土归流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则是在血腥屠杀和讨伐镇压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基础上，将封建王朝压迫和剥削的枷锁，直接套向所谓“化外”之民的广大群众颈项，用武力开辟“苗疆”，直接设官建制，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雍正年间，清朝统治者对贵州境内“生苗”地区进行武力开辟，最先是于雍正二年(1724年)用兵于定番州和广顺州，即今惠水、长顺一带布依族和苗族地区，成为雍正时期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或序幕。

    此后，雍正六年(1728年)张广泗率兵武力讨伐八寨苗开始，迄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哈元生平定高坡、九股苗止，共历时五年多，经过大规模的军事讨伐，反复进剿，先后设置八寨、丹江、都江厅隶都匀府;古州厅隶黎平府;清江厅、台拱厅隶镇远府。

    六厅的设置，标志着清王朝对黔东南“生苗”地区的武力开辟，至此基本结束。

    此外，还对黔东北以腊尔山为中心的“红苗”地区的武力“开辟”，也达到了设官建制的目的，加强了对新附苗寨的军事控制和直接统治。

    “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

    大量土地、人口纳入封建王朝版籍之内，登记编册，受流官的直接剥削和统治，最终达到了清王朝在贵州改土归流的主要目的。

    并且其实清代在前期对贵州境内的土司，就已经进行废土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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