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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宋朝是不幸的，她所遭遇的敌人，一个比一个凶悍，个比一个残忍，一个比一个野蛮，尽管宋朝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倒在了“千年未有之强敌”蒙古人的铁蹄下。

    中国历史前进的车轮戛然而止，不，是发生了可怕的倒退。

    拒绝汉化的蒙元统治者将正处在资本主义“前夜”的宋朝无情地拉回到半封建半奴隶制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前进的常规通道被打断了倒退了逆转了，生机勃勃的中国变得沉默了喑哑了呆滞了

    此外，若干年后，我们还会看到，明太祖朱元璋怎样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再次送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并使明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最**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金庸语。

    再过若干年，我们又会看到，奴隶制的满清接手烂透了的明王朝后，怎样把汉文化的糟粕“发扬光大”，使清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少活力最少创造力的朝代”刘亚洲语。

    而就在中国人沉醉于“康乾盛世”这一“落日的辉煌”中时，曾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已经在“三大发明”的催化作用下发生了“基因突变”，一种全新的文明工业文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领先世界上千年的中华文明就这样落后了

    宋朝的灭亡，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回望两宋灭亡的历史是痛苦的。然而历史需要重温，需要体会，需要反思。

    与野蛮为邻，是两宋灭亡的必然然而以两宋的综合国力论，却又似乎未必尽然。

    宋朝无可置疑是伟大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为“贤者”讳的理由。

    一个当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工艺娱乐等几乎所有领域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甚至在军事方面也数一数二的大国，最终却屈辱的灭亡于蛮族之手，如果说自身没有一点问题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宋亡的自身原因，数百年来众说纷纭，有归咎于宋朝“崇尚文治”的治国方略者，有归咎于“强干弱枝”的军事体制者，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包括大学者黄宗羲王夫之。

    而普遍和较为人所接受的说法是“三冗冗兵冗官冗费两积积贫积弱”之弊导致了宋朝的灭亡。

    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什么是三冗。

    首先，自然是冗兵。

    怎么说呢，可以说两宋3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边患史”，处在与游牧民族对峙状态下的宋朝，不得不花费重金“养兵”御敌。

    宋太祖时宋军总额22万，太宗时为了对抗来自辽国的威胁，扩员至66万，真宗天禧年间达到91万，仁宗庆历年间，面对来自辽夏的双重压力，宋军激增至1259万人，比建国之初增加100多万人

    这百万大军的花费非常可观，宋代兵士除了口粮月钱和衣服外，还有各种特支赏赐，戍边者有特赏，征行者有预支和额外添给，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年支也达50贯折合当今人民币约为15000元。

    仁宗时蔡襄作过一个统计，朝廷百万大军的费用，占朝廷岁入的六分之五。

    后来张载也认为：“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南宋朱熹也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就达2000万贯，战时更高达3300万贯

    如此庞大的军费规模，使自然宋朝的财政支出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其次是冗官，宋代对官吏分化事权，相互制约，形成重床叠架的官僚结构，以至有“十羊九牧”之讥当然并未到此地步。

    一般官员只要无大错，每3年可迁转一次，逐步爬上高官。

    而只要达到一定的级别，就有“恩荫”亲属为官的特权。

    这种特权，可使皇族宗室与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兄弟乃至亲戚朋友门客医生都可免试而获得官职，由此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

    史载，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为三班最初官吏不到300人，真宗时4200余人，仁宗时已达11000余人。

    州县官吏更是数不胜数。

    真宗时一次裁撤的冗吏就有195800多人，不在裁减之列的至少数倍于此数。

    而且裁减后又迅速反弹。

    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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