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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诏书在曹辅的衣襟上“以矾书为诏，以遗康王”，原因是“矾书帛入水方见”。

    这样即使曹辅被金人抓获，也无法从他身上搜到任何有用信息。

    除此之外还有秘语，秘语也称“隐语”，即不把本意直接说出来而借助别的词语来暗示。《武经总要后集》卷四语：“军政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另隐语谕之。”

    《翠微先生北征录》中，间谍曰跳河者，奸细曰两来者。

    《书叙指南》中也列举了一些常用的隐语，如“谨察视曰善伺之；探事人曰游侦；探人事曰探刺微密；请伺察曰长耳目；窃听曰屬耳；问消息次第曰问息耗；以形貌访寻曰以物色访之”等。

    也有利用谐音来传递情报的。绍圣年间，辽使李俨来宋，蔡京负责接待。

    蔡京故意冷落辽使，使其很长时间都无法参见宋帝。

    一天，双方在一起饮酒，李俨对杏感慨：“来未花开，如今多幸。”

    蔡京马上拿梨接道：“去虽叶落，未可轻离。”

    李俨借助杏的谐音“幸”询问蔡京何时可以面圣，而蔡京则利用梨的谐音“离”告诉李俨还要等待。

    这种谐音的情报传递不仅可以将信息准确传达给对方，而且还可以防止他人的偷听，落下话柄。

    宋朝的情报传递方式灵活多变，这既是间谍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复杂环境下的产物。

    特别是信鸽、密码、密写等间谍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间谍活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当然，说了这么多，宋朝除了有简单外，当然也有反间谍措施了。

    毕竟这也正常，既然有间谍活动的存在，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与之相对应的反间谍活动。

    在宋朝向外派遣间谍刺探对方情报的同时，外国间谍也许正埋伏在某处伺机窃取宋朝机密，如何防止自身的情报外泄，打击境外间谍的活动，成为宋朝统治者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间谍工作是一项典型的团队工作，在形形色色的间谍背后必然有一个庞大的间谍情报机构，宋朝是如此，辽国也必定如此。

    “素闻燕京留守府有，凡都府事无巨细，必先阅之后行。其府置一局，诸事连外境，情涉谍叛者，悉收付之考劾，苟语一蹉跌，即置之孥戮，亦委是吏主之。”

    “虽已下，洎诸幕职，皆不与焉。以是吏得专肆腹，随所喜恶，为人祸福。”

    “南之人，侧目以视。故不待鸠率，岁所馈与，甚于输官。公患之。语其详熟，以南北枢密院通事一人更代，尔后其弊浸息。”

    这段史料出自《贾师训墓志》，此事大致发生在大安二年（1086）以后。

    从墓志可知，辽国在燕京府设有专门的间谍机构，具体名称虽不可考，但看的出，这个机构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直接掌握生杀大权，处理一切间谍事宜。

    既然，辽国存在专门的间谍机构，那么，作为辽国最大威胁的宋朝自然就是辽间谍机构的重点监控对象。

    它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向宋朝派遣大量的间谍进行刺探、破坏活动，以便及时获取对方的情况，为辽国制定对宋政策提供依据。

    景德元年（1004年），郓、齐等州安抚使丁谓言：“擒获契丹谍者马珠勒格，即斩之。鞫问其人，称徒侣甚众。今各具形貌年齿，请下诸路分捕。”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辽国在宋朝境内拥有自己的间谍网和严密的间谍组织，这个组织不仅分布于河北诸路，而且其管理程序相当细密，主管人对于组织成员的形貌、年齿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而这只是被宋朝破坏的其中一个辽国间谍组织，不难想象，这样的间谍组织应该还有不少，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隐藏在宋朝境内，随时窃取需要的情报和进行破坏。

    如神宗时期，北宋政府就曾打算以辽国间谍来打掉辽国在代州的间谍组织。

    到了熙宁十年（1077    年），宋神宗下诏：“近刘舜卿乞留投来北人科格依于代州，辨彼国刺事人，已如其所请。再详本州密迩戎境，事无巨细，彼悉知之。前岁所留色格，已可准验。今既存留，必引惹争理。可令发遣赴太原，候有捕获奸人，依舜卿奏令审辨真伪。”

    敌方间谍既然可以做到“本州密迩戎境，事无巨细，彼悉知之”的地步，这就说明这并不是某一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在代州境内一定长期潜伏了一个敌方的间谍小组，他们时时刻刻在暗处监视着宋方的一举一动。

    由于辽国间谍过于猖狂，还出现过宋朝为了防止辽间谍而不得不关闭榷场之事。

    不仅仅是辽国间谍在宋朝活动猖獗，西夏、金都不断的向宋朝派遣间谍。

    这些间谍都以不同的伪装潜伏在宋朝境内，伺机而动。

    西夏具体是何时向宋朝派遣间谍已不可考，但从宋臣僚意识到这一点的时间来看，应该是在景祐二年（1035    年）以前，因为这一年韩亿上书宋仁宗。

    “元昊岁遣人至京师，出入民间无他禁。亿请下诏为除馆舍礼之，官主贸易，外虽若烦扰，实羁防之。”

    《长编》中最早关于元昊对宋采取间谍行动的记载是在宝元元年（1038    年），“元昊请遣人供佛五台山，乞令使臣引护，并给馆券，从之。元昊实欲窥河东道路也”。

    像是宝元二年（1039）九月，富弼上疏，言西夏元昊“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饥，商贩如织，纵其往来，盖示怀柔。然而迹稳则容奸，事久则生变。”

    “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险夷，邦政之藏否，国用之虚实，莫不周知熟察。”

    “又比来故出宫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币市之，纳诸左右。不惟朝廷之事为其备详，至于宫禁之私亦所窥测，……顷年灵州屯军校郑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终失灵武。”

    “元昊早著奸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贪贱无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

    “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彼数子者，既不得志于我，遂奔异城。观其决策背叛，发愤包藏，肯教元昊为顺乎，其效郑美必矣”。

    富弼的奏章不仅证实了元昊向宋朝大量派遣间谍的事实，而且还点明了元昊通过招降纳士、收买宫女等手段尽得宋朝的山川险夷、邦政藏否、国用虚实、宫禁之私等重要的战略情报。

    元昊为了获知宋朝的确切情报，对于间谍极为重视，“昊贼所用谍者，皆厚家赏赂，极其尊宠，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

    而金国从未停止过向南宋派遣间谍，在其所派遣的间谍之中，恐怕最有名、影响最大，大家都知道的，就莫过于秦桧。

    金人以秦桧为内间，在南宋朝廷内部竭力推行投降路线，百般打击抗金力量，并且授意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抗金将领岳飞，使得金国不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阻碍。

    不过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谁也说不清楚，毕竟这都是民间猜测，谁也不敢定论。

    除此之外，孝宗初年的刘蕴古间谍案也是金国向南宋派遣间谍的一宗典型案例。

    刘蕴古本是燕人，在绍兴三十一年为配合完颜亮的南侵而潜入南宋窃取情报。

    他装扮成珠宝商来往于宋金交界南北商人云集的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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